赵原明，男，汉族，1931年6月出生，山东省东阿县人。1947年5月加入中国共产党。1947年6月随刘邓大军挺进大别山，先后任大军区学生队副班长、经扶县沙窝区武工队队员、鄂豫军分区新东大队五团一连一班政治战士。1949年1月任新县沙窝区财粮助理员。1949年7月至1958年2月，先后任新县政府财粮科会计、财政科审计、地方粮库主任、新县县委副秘书、城关镇党委书记兼县委统战部秘书、浒湾区委书记、县政府秘书、县委常委、办公室主任、农工部长、县委副书记。1958年2月至1959年1月先后任商丘专署农业局副局长兼商丘专署水稻改革办公室主任、商丘地区综合科学研究所副所长。1959年1月任开封专署科委副主任。1962年1月任商丘专署党组成员、科委副主任、党分组书记。1969年1月任夏邑县革委副主任、县委常委。1972年3月任商丘地区邮政局负责人。1973年至1978年12月先后任商丘地革委计委副主任、地革委科委副主任、核心组组长。1979年1月至1983年8月先后任虞城县委第一书记，商丘地区科委副主任、党组书记。1983年8月至1993年6月先后任虞城县委书记、县人武部第一政委，商丘地区商业局党组书记，地区科委党组书记。1993年6月离休。享受地专级待遇。

　　1978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结束不久，12月下旬，组织上派我赴虞城主持工作，任县委第一书记，历时一年两个月。

　　虞城县是豫东的一个农业大县，属黄淮冲积平原。在1538平方公里的土地上，养育着82万勤劳勇敢的人民。其中80万人口处在农业第一线。可耕良田142万亩，人均耕地1.77亩。

　　我到虞城后发现，由于当时政治上实行以“阶级斗争”为纲，政治运动年年不断，农村基层干部思想不稳，担心不定什么时候就整到自己头上，不能集中精力搞生产;班子年年更换，谁上去谁先捞一把，群众信不过，生产上不去，干群关系紧张。这种状态年复一年地循环着，极大地影响着生产力的发展。农业生产上实行“以粮为纲”的单一生产的做法，使多种经济作物不能协调发展，不能互相补充，未有积累，农业得不到充足的投人，无力扩大再生产。即使是高产社队基本上也是靠贷款维持的，贷款一还，便是高产穷队，社员分配甚少。为了解决吃饭问题，生产队就大量种植红薯，它产量虽高，但茬口不好，影响下年收成，形成恶性循环。1978年虞城县人均产量仅275.5公斤，仅比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初期的1950年增长41公斤。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28年的时间里，农业产量基本上没有大的进展，经济增长缓慢，广大农民终年奔波在吃饭、烧锅上，但仍得不到温饱，稍遇自然灾害，就吃统销粮、救济款。社员的生产积极性受到了很大的压抑和伤害，普遍存在着对“三级所有、队为基础”生产体制的怀疑，不少地方闹分队的情况不断发生。如郑集公社雷楼大队雷楼前队分成两个队，后队分成4个队。郑集公社有10个大队闹分队，仅郑保中一个生产队就分成7个队。卢楼大队宋楼生产队分成两个半，因两户不同意分队，社员叫它为半个生产队。随着分队问题的出现，带来种子、农具、耕畜、副业生产设备随之分开。此时正是春耕备播之际。一年之计在于春。上述问题如不及时加以解决，不仅生产受到极大影响，而且给稳定社会秩序、干群团结，都将带来诸多麻烦和不便。

　　究竟应该如何对待分队问题?怎样引导农民搞好生产?带着这个问题，我首先深人基层调查研究，召开各种座谈会，了解农村实际情况。继而结合实际，深人细致地学习十一届三中全会决议，使我深刻认识到，问题的关键是当前的生产体制和农业政策，已不适应农村生产发展的需求，社会主义集体经济的优越性未能充分地、有效地发挥出来。不少生产队社员生活十分困难，生产也难以维持。有的队干部难为的撂挑子，生产队已处于无人过问的瘫痪状态。如黄冢公社西马庄生产队，一个工值连续两年只合7分钱，连封信都难以发出。该队仅有的7头瘦弱病残的牛、驴均不能耕田，一到冬季就面临死亡的危境。这个队我去过两次，大部分干群都外出谋生去了。

　　虞城是一个农业大县，它所处的地理位置对发展农业生产是极其有利的：土壤肥沃，雨量充足，年降水量在700-800毫米之间，上游还有3个水库和黄河故道的补给，有利于灌溉;年无霜期为210天，光照充足。这样优越的自然条件，农业生产长期上不去，不能不引起认真思考。有人不无揶揄地说这是“端着金碗没饭吃”。我感觉到迅速改变虞城长期贫穷落后的面貌是我作为一个县委书记的历史使命，是党赋予我的光荣任务，义不容辞，责无旁贷。而当时完成这一任务的根本途径就是改革原有的生产体制，实行生产责任制，这既是摆在我面前的一个重大而必须完成的课题，又是一项有一定风险的工作。因为在当时的整体社会环境下，要打破已实行20余年的生产体制，实行新的生产责任制，不是一蹴而就的事。更何况既没有上级文件规定，又没有现成的成功经验可借鉴。但我也考虑过，作为一个共产党员，只要能为人民谋福利，提高社员的生活水平，担点风险算什么。只要对人民有利，受处分也毫无怨言。于是我便想出了四句话来付诸实现：“事业要有紧迫感，万事更需抓关键，振兴经济靠自力，同德齐心掘内涵。”

　　要实行改革，首先要在县委班子中统一思想。我提出“社会主义的集体经济是促进和发展生产力，不应限制和束缚生产力的发展”这样一个问题，组织县委领导同志和公社书记学习了十一届三中全会的精神，回顾从土改、合作化、人民公社几个阶段农村出现的一些现象：自留地比集体的地管理得好，产量也高;大食堂除少数干部和炊事员外，有些育龄妇女失去了生育能力，而且怪病百出;取消食堂各家各户自己起灶后，上述情况迅速改观，唯有集体经济仍在徘徊，大牲畜因集体饲养数量逐年下降。我说这是集体经济和社员的切身利益未有紧密挂钩的原因。因此，下决心在虞城农村大地上推行包产到户的农业生产责任制。

　　1979年2月1日，在县委召开的公社书记、人武部长会议上，我讲，你们回去开些座谈会，听听群众的呼声和意见，为战略转移做好思想上的准备，要做到心中有数，打消顾虑，解放思想，立足主动，把责任制推广开来。但响应者不多，顾虑仍然不少。我和县委其他领导同志交换意见，有同志讲：“上面没有红头文件，把土地、牲口、农具分给社员，如上级怪罪下来，这可是一个方向道路问题。”我与基层干部座谈，他们怕搞乱了，生产不好指挥，劳力不好调动。同时担心不能吃高工分了，还要参加劳动。我的阻力真大。大家有思想顾虑：一个是怕偏，犯错误;一个是怕乱，怕吃苦，就不知想想社员正在吃苦呢。县委宣传部理论教员张义品同志，一次在县委党校举办的大队支书培训班上讲有关农业生产责任制的课，就遭到一些人的强烈反对和议论。这显然是"左"的思想多年禁锢的结果，总认为社会主义就是“一大二公”，“集体生产”才叫社会主义，怕戴上右倾复辟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帽子。

　　马克思主义一个根本原理就是生产关系一定要适应生产力的性质，上层建筑一定要适合经济基础，生产力才能彻底地解放出来，社会主义的优越性才能充分显示出来，这是一条任何力量也改变不了的客观规律。恰恰是生产力诸因素中，最活跃的生产力即是人的积极性未有充分地发挥出来。毛主席曾讲“我们是主观愿望和客观效果相一致的统一论者，既看主观动机，又看客观效果”。几十年来的实践证明，我们发展农业的主观愿望和客观效果是不一致的、不统一的。

　　2月，又发现5个公社19个生产队分队，出现了明队暗组，家庭队、父子队等。我想必须抓紧因势利导，有领导、有组织地进行，不能放任自流，否则就会走向邪路。在基层必须寻找有经济头脑、有实干精神、踏实工作、为社员办事的带头人，作为骨干，让其先行一步。3月21日，县委召开三级干部会议，张集公社吴楼大队支部书记张仁保向我汇报他大队8个生产队中划分24个作业组，实行联产承包责任制，我听了非常高兴，坚定地支持他大胆的设想。我鼓励他说：“你在全县迈出了生产责任制的第一步，这是个开创性的工作。全县的支部书记有一半像你这样想问题、干事业，我们县就大有希望了，你回去好好干!”他回去后制定一个开展联产承包责任制的方案，有人讽刺为“一号文件”。但这个大队实实在在地实行了责任制，当年增产粮食19.8万斤，上缴了万斤，一举摘掉了常年吃统销的帽子。西张庄有个生产队干部全家6口人，因孩子多，劳力少，年年吃统销粮、救济款、借外债，实行大包干的这一年，他家粮食收5570斤，第一次上缴公粮320斤，下余人均875斤，还收现金1130元。

　　要想在全县30个公社、5064个生产队中全面开展生产责任制，必须有更多的热心者和敢于实践的人，作出样子取得经验。4月，贾寨公社菜园孙楼大队，种春玉米50余亩，因距村较近，猪、羊、鸡、狗闹腾的厉害，年年种不保收，很难管理，干部失去了信心，有的同志提出包给社员管理。公社书记田玉堂向我汇报，问怎么办，我说包下去分给社员自己管理好了。他们按人口包下去30来亩。有人写信上告，说虞城有的社队分田单干了。地委派人到这个公社了解情况，公社书记给我打电话，问如何汇报。我说：“如实汇报，就说是赵原明叫分的，如有错误由我承担，你们和下面是没有责任的。”收获的结果是，包下去的亩产530斤，未包的350斤，一亩相差180斤。

　　刘集公社高老家大队，因队里没草料养牲畜，他们于3月20日将18头瘦弱不能耕地的牛、驴作价到户喂养。当时社员把这些牲畜形容为屁股比锥子快，脊背比刀子快，卧下比起来快的“三快”牲口。分给社员不到100天，由于他们的精心喂养，个个膘肥体壮，无一死亡，能下地干活了。公社书记卢银课风趣地对我说：“该社有喂驴的习惯，就是听不到驴叫声。它们要是会说话，早就起来造‘大锅饭’的反了。”我听后十分激动，非常高兴，让其在全社推广。

　　沙集公社书记孟庆贤自己喂了一头牛，在腰庄生产队搞了试点，继而有8个大队支书带头喂了牲口。牲口分槽喂养，随即就在这个公社全面推开了。同时，48个生产队的大包干也都包下去了。干群高兴地说：“上工叫一阵子，出门喊一阵子，路上走一阵子，地头等一阵子，干活磨一阵子，解手蹲一阵子，休息玩一阵子，记分吵一阵子，收工骂一阵子，回家哭一阵子的十阵子现象没有了。”出现了“承包连着心，事事捆得紧，一天不进地，屁股坐不稳”的可喜形势。

　　7月份，刘集一个公社范围的生产责任制铺开了，经过几个月的工作，出现了一批典型，取得了初步经验。社员的要求也更加普遍高涨起来了，我心中也就更加踏实有数了。既有一批骨干，又有广大社员的迫切要求，这是做好工作的最基本、最重要的基础。

　　农业生产责任制的全面展开，必须求得县委一班人的认识一致、思想上的统一和上级的支持。8月13日，地委书记孙玉尊来虞城检查工作，我将菜园孙楼承包玉米的事和刘集、沙集、张集等推行生产责任制的情况向他作了汇报。他又亲自察看刘集、沙集等公社。卢银课汇报计划将全公社3.4万亩小麦，其中2万亩丰产方，联产承包到作业组，其他1.4万亩按人承包到户时，得到他的同意。8月18日，在县委常委会上，我安排卢银课汇报农业生产责任制的情况。他讲到土地承包按人到户时，有的同志坐不住了，七嘴八舌地沸沸扬扬议论开来。有的说：“我知道这样搞肯定能增产，我也同意，就是上边没有红头文件，如若怪罪下来，我怕犯方向路线错误，还是稳当一点好。”有的说：“把土地分到户，工业怎么搞，一到切红薯片时，车间就没人上班了。”他还忧心忡忡地说：“如果土地分到户，一到‘三夏’‘三秋’农忙季节，工厂只好关门停产了。”也有的同志带着质问的口气讲：“包产到户方向道路对不对头?社会主义还要不要?集体经济动摇不得。”我讲：“地委孙书记来检查工作时已经表态，同意这样做的。”有的说：“既是地委书记同意，让他发个文件。上级怪罪下来，要负政治责任的。”我看意见不一致，不能勉强，就语重心长地说：“我们虞城是一个农业大县，贫困穷县，建国30多年来，不但不能给国家作出贡献，还年年吃统销，拿救济，靠贷款搞生产，拉了社会主义建设的后腿。作为一级领导能心安理得吗?不内疚吗?就让刘集先行一步，试一试吧。对了，全县推广;错了，我一人负责。增加产量不是罪人，只要农民高兴就行。”大家也就不再讲什么了。

　　这时，不同形式的农业生产责任制在全国一些地方不断出现，报纸杂志时有报道。我看到《安徽日报》9月14日登载凤阳县“大包干、大增产”的做法后，于10月18日写给公社书记一封推荐信。

各公社书记同志们：

　　给你们推荐《大包干、大增产》的报道，请认真一阅。
       我认为这个办法很好，它能够贯彻党的现行方针、政策;有利于挖掘劳动潜力和调动社员的社会主义劳动积极性;能够解决基层许多矛盾;有利于基层干部领导生产;有利于安定团结搞四化，把农业生产搞上去。是否这样，可商讨。不妨请你们试一试。

　　此致
             敬礼

　　                                        赵原明
                                  一九七九年十月十八日

　　10月份麦播处于高潮期，也是农业承包的关键时期，农民的要求空前高涨，必须因势利导，不能限制压抑，黄金季节决不能丢弃。秋播结束后，实行各种不同形式责任制生产队有4695个，占全县生产队的92%。80%的麦田被承包下去了，普遍反映承包前工分是命根，承包后产量是命根。那种“喊破嗓，敲破钟，赶到地里磨洋工”的尴尬局面不见了。土地包到户，人人是干部，对承包的土地关心了，爱护了，精耕细作了。一向不被群众重视的农业技术员成了农民的财神爷，出现了“下去跟一群，回来拱破门;下乡回不来，到家难出门”的可喜景象。干部作风转变了，干群关系密切了，那种“得罪队长派重活，得罪会计笔尖戳，得罪保管抹秤砣，得罪支书不能活”的言论销声匿迹了。不少生产队干群总结出“五个不少、四个高”，即活未少干、戏未少看、集未少赶、亲友未少串、粮食未少见，劳动出勤高、干活质量高、收益分配高、购买能力高的好势头。有的社员眉飞色舞地说：“吃了多年大锅饭，干活跟着队长转，如今实行责任制，没有技术干出汗”;“联产承包作用大，一张合同连一家，都往农业来用劲，生产定能大变化”;“农业实行大包干，直来直去不拐弯”;“交够国家的，留够集体的，剩下都是自己的”。农民从来没有这样高兴过。

　　为了巩固大包干的成果，防止反弹的出现，县委于12月27日至29日召开了三级干部会，我作了《贯彻三中全会精神，坚定不移地推广“农业联产承包责任制”，夺取农业全面丰收》的报告，让一些率先推行责任制的同志，更加积极热情地工作，有顾虑的同志安定了思想。但还有少数人持不同见解，有的犹豫观望，有的批评指责，有的写信告状。我认为这都是正常现象，吃了那么多年的“大锅饭”，“左”的阴魂一两个晚上就会得到解决，这是不现实的。尤其是思想认识问题，更需要时间和实践才能解决。思想认识只能靠事实说服，不能靠组织压服。

　　率先全面推开生产责任制的刘集公社，1980年增产粮食704万斤，棉花45万担，相当于前3年的总和。

　　虞城县大牲畜发展情况是这样的，合作化前的1952年是8.5万头，到1962年也就是3年困难时期的最后年份下降到4.1万头，17年后的1979年回升到5.8万头，仅回升1.7万头，平均一年增加1000头，仍未达到1952年的水平。而生产责任制后，以每年1.3万头的速度猛增，到1983年达到11万头。牲畜的发展不单是种田的耕牛了，而且成了供农民致富的财源。

　　1980年1月，省委召开全省农村工作四级干部会议，主要议题是解决闹分队和单干问题。会议要求继续贯彻执行“三级所有、队为基础”的生产责任制，制止分队单干，一律取消父子队、家族队，合起来集体生产，统一管理，一律不准明队暗组、明合暗分的，还制定了“五定一讲”，即定地块、定肥料、定投资、定劳力、定分配。会议分两段进行，先开县委书记会，统一思想认识、统一行动方法，再后来开公社书记会，做工作按省里的部署开展工作，只准集体生产致富，不能单干个人致富，多种经营，社队企业是姓公不姓私，只准集体经营，不准个人发展。会议把“紧箍咒”戴到了干部的头上，但这时农村此起彼伏的分田风已经刮起来了，势不可挡，已成潮流。

　　2月18日，地委派人和我谈话，免去虞城县委第一书记职务，调地区另行分配工作，由地委副秘书长于际富接任。临行前我按照组织决定，帮助开好县里三级干部会议，2月24日先开公社书记会，2月26日开大队支部书记会议。2月28日上午地委一名负责同志突然到会讲话，把虞城分田到户批得一塌糊涂、一无是处，会场气氛十分紧张，让我当众检讨。第二天在常委会上，我坚持认为分田到户不错，大方向是对的，谁都没有责任。农民群众劳动积极性从未有如此高，真正的劳动潜力都充分地挖掘出来了。几十年的“大锅饭”干部吃的可口，变化后不适应，但广大群众满意极了，没有什么大惊小怪的。要说问题有吗?有，主要是没有分批分期，典型引路，因为处于春耕大忙季节，节令不等人，所以就全面铺开了。常委会最终不欢而散。

　　我于3月6日回到商丘，虞城县委在省委、地委的催促压力下，向全县25个公社派了工作组(全县共有31个公社，其中6个公社的书记因抵制生产责任制而没有派)到各公社捏分田单干的“弯”。而坚持认为生产责任制的几位公社书记和大队支部书记被免职，有的下放到公社窑场去烧砖瓦去了，有的去大队蹲点了。

　　在认识不够统一的关键时刻，1980年4月，邓小平发表了《关于农村改革政策问题》的谈话，肯定了包产到户和“大包干”的做法，给这场争论提供了理论指导。接着1980年9月中央召开了省、自治区、直辖市党委第一书记座谈会，会后发出《关于进一步加强和完善农业生产责任制的几个问题》，要求各级党委澄清思想，统一认识，建立多种形式的生产责任制。1981年10月25日，商丘地委制定了《关于完善农业生产责任制的几点意见》，纠正了以往错误做法，支持和推行包产到户和包干到户的改革形式。尤其是中共中央〔1982〕1号文件下发后，地委更加自觉地领导农民进行改革，推动了商丘农村改革顺利健康发展。

　　全国科学大会于1978年春在首都北京胜利召开，中国科学院院长郭沫若致开幕词，标题是《科学的春天》，邓小平同志在工作报告中指出：科学技术是生产力，科学技术人员是工人阶级的一部分，是依靠力量。

　　我于1980年8月14日上任地区科委副主任、党组书记，主持全面工作。我想应该借全国科学大会的东风，把全区科学技术工作搞上去。全国科学大会虽然已开过两年多了，但各地贯彻大会精神是有很大的差距的。我上任后就贯彻十一届三中全会决议和全国科学大会提出的任务，拿出了工作意见。我想我们做管理工作的同志，首先要学科学、用科学、当科学技术的排头兵、先锋队、宣传员，才能把工作落到实处，把“四化”搞上去，首先要起用人才、尊重人才。

　　为科学技术人员做好服务工作，就要给他们创造一个宽松、优越的环境，提供舒适而又方便的工作条件。首先从科委本身做起，给每一位科技人员做了一个是桌又是书架的写字台，并配两把小方凳。事情虽小，但认为科委要带个头，把科技人员的工作做好。我本身的工作做不好，就无力去说服有关部门的领导做好科技人员的工作。我向地委负责人建议今后抽人搞中心工作不要抽科技人员，他们大多数工作都在农村，抓好科技普及、推广就不错了。给科委派干部、要派大学生，不懂科学技术的不要派，这样才能更好地、有效地把十一届三中全会和全国科学大会的精神贯彻落实下去。我还建议地委召开专家座谈会，请专家作学术报告，向行政干部讲解科学技术知识，后来都一一落实了。

　　8月24日召开县市科委主任会议，我提出几个问题，请大家讨论。一是科技人员下乡搞小麦技术承包，在三年平均产量的基础上，每亩多增产一斤，给承包人员一斤奖励5分钱，小麦当时是6毛钱到7毛钱一斤。二是科研经费有偿使用，科研成果有偿转让，过去科研经费大部分都用去生产投资，科学成果无偿使用。如张弓酒厂，郭宗武试验的低度酒是他的发明，却不知道申报专利。他在一次全国评酒的会议上发了言，把他制作低度酒的工艺流程都讲出来了，白白地奉献给酒家。三是农业先搞产业结构调整，粮经种植，建议计委有比例地安排以经促粮，以副养农，提高单位面积产量，总产不降反而上升，彻底克服…以粮为纲，全面砍光，单一的种植粮食的做法，扩大经济作物种植的面积，这样能够让农民既有饭吃，又有钱花，扩大再生产，促进粮经良性循环。四是各级科委同志带头学科学，用科学，服务好科学工作，将科学研究面向生产，面向实际，根据生产的迫切需求，安排项目和经费，不当门外汉，不搞瞎指挥，不当科盲。

　　地委对科技工作高度重视和支持，对科技人员十分关爱和照顾，凡被评上工程师、农艺师、畜牧兽医师，经济师、会计师的家在农村的所谓一头沉的科技人员，一律解决农村户口，农转非后平均每人达不到35元者一律按35元补给，以保证其最低生活费用，解决其后顾之忧。这就极大地激发和调动其积极性，不少人主动请缨，去农村传授科学技术，老百姓把农科人员当成了财神爷，到处乱请、乱抢，农科人员也心甘情愿的和农民在一起，勤勤恳恳、吃苦耐劳，不仅农民满意，各级领导干部也很高兴，给予方便和支持。

　　1980年10月，地区科委为争取来年小麦大丰收，组织地县乡三级科技人员近300余人，落实技术承包，地区科委点设在夏邑县会亭公社关仓、刘奇炉两个大队先搞试点，全区推广面积6万余亩，1980年小麦收获的结果，每亩增产100-150斤不等，都一一兑现了，省科委领导多次讲商丘地区科委在全省带了个好头。

　　关于科研经费有偿使用，科研成果有偿转让，让科技人员安心、静心、专心、诚心搞科研，晋级嘉奖不到三年等做法在全国铺开了。省科委对商丘特别偏爱和支持，那几年省财政拨给省科委的科研经费每年240万元，给商丘最多达到120多万元，省领导说经费给商丘能用到正地方我们放心。

　　联产承包责任制虽然已经普遍展开了，但在种植结构上，还是单一的经济，多个方面单一，经济未有突破“以粮为纲”的模式，主要还是口粮问题，有地方是以红薯为主，产量虽高，但品质差，营养单调且又是恶性循环。当时有个顺口溜“红薯汤、红薯馍，没有红薯不能活”。温饱问题稍微解决，就说“一块面，白面馍，红薯干子换酒喝，粉条也能铲穷窝”。为了打破单一经济，就要发展多种经济，扩大经济作物种植面积，提高单位粮食单产，保证总产，以经促粮，办好乡镇企业，以副养农，解决综合比例失调。

　　1982年11月国家科委在京召开全国农村科技座谈会，我有幸参加了会议，国家科委秘书长吴明瑜看了我的材料，听了我的汇报，还把我的汇报内容登在国家科委简报上，得到了认可。在会议上，我拿出商丘种植结构调整的立项项目，得到国家科委的批准，并拨付100万元做经费。但后来由于一些原因，该款项没有落地商丘。

　　地区科委还组织近40位农业科技人员分赴全区196个乡镇，取土样2万份送到省有关科技部门进行化验，根据土质分布我们归纳了料姜地、黑土地、黑沙地、淤土地、两合土地、飞沙地、盐碱地等7大类型。我们研究划分主要是七个种植模式，除大面积的小麦外，强调作物面积集中种植，便于引导推广，都按万亩计划，永城县南部种植大豆，西南部或夏邑东南部种植辣椒，虞城县北部种植棉花，商丘南部种植玉米，柘城种植油菜，睢县、民权、宁陵接合部种植花生，睢县西北部种植沙打旺，既防风固沙，还可发展牲畜，一举两得，民权种植葡萄、苹果，睢县宁陵种植泡桐等。

　　在工业上如何打开突破口?科委领导班子研究先从张弓、林河两个酒厂做起，先从进厂原料人手。他们进的原料一个是山西的晋杂5号高粱，一个是吉林省的熊岳253高粱，进厂后价格均在4角钱一斤上下。商丘本地的高粱质量并不差，但种植少，远远满足不了酒厂的需求。我向计委提出扩大种植高粱面积，增加收购价格，增加农民种植的积极性，高粱那时候7分钱一斤，提高到两角钱一斤，农民种高粱的积极性上来了，三斤高粱产一斤酒，这样农民既增加了收人，酒厂也减少了成本，当时大曲酒1.8元一斤，贴上商标是两块钱一斤，特曲酒是2.4元一斤，一时火红起来了。但由于大环境的影响和营销渠道不畅通等影响，未能形成市场，没有坚持下去。

　　改革不是单方面的，更不是个人行为，而是大家都能认可，都能够接受、都能够参与进来才行。同时改革不仅仅是机构改革、经济改革，而且是思想认识上观念上的改变，是一场革命，它关系到每一个人的切身利益，对谁不利都不行。

　　1983年8月24日，科委召开办公会议，我7时半到达办公室。这时，地委书记刘玉洁找我谈话，她说：你还回虞城吧!地委定了，不是平反的平反。虞城县委班子上午就在办公室等你了，现在就去!由组织部长庄敬山同志送你去。我说我正准备开办公会议，得交代一下啊。她说不用了，来不及了，由地委办公室通知科委好了。待我回家收拾一下，送我的车已经在住室门口等着我了。我上车一看于际富同志已坐在车上了，就开玩笑地说：老于，我再错了，你再去捏我的弯好了，引起一阵好笑。

　　为什么上任时间这么急，原因是省委8月26日召开全省农村经济工作会议，我8月25日就要去参加会议了。省委这次会议重点是布置农村经济工作，发展乡镇企业，县乡成立经济联合社。分组讨论时，省委书记刘杰参加了商丘组，听取了大家的发言。当我发言时，我说虞城县是河南的东大门，是苏鲁豫皖的接合部，是河南省的门面，工作搞得如何，直接体现了河南的形象。要想把农村经济工作搞上去，必须进一步全面贯彻落实产业结构的调整和组合。刘杰书记问，你有什么打算?我说虞城南部和安徽的亳县搭界，它们是靠三项产业发展起来的，一是古井贡酒，二是加工中药材，三是种植烟叶。虞城原来种植芍药，现在不种了，有个杜集酒厂也停产了，只剩8万亩烟叶，大部分被亳县收去了。烟叶种植技术性强，我们想扩大到20万亩，销售给国家烟厂，同时把酒厂恢复起来，种植多种经济作物如油料、棉花。

　　会议结束后我主持搞了一些调查研究，召开了几个座谈会，征求四大家和有关局委的意见，统一了思想，统一了认识，统一了行动和办法，使种植结构进行了较大的幅度的调整，主要是扩大棉花的种植面积，烟叶20万亩，除粮食作物外都基本落实了。我第一次离开虞城前，有一部分同志对农村生产责任制有抵触，甚至公开反对，现在担心我给他们小鞋穿。为了解除部门和基层干部的顾虑，我在乡镇党委书记和部门领导参加的会议上表明态度，地委派我来虞城是工作的，不是整人的。把虞城工作搞上去，让广大农民都富起来是我的使命和责任，请同志们放心，凡是整人的人都是没有好下场的。

　　1983年11月上旬，省委书记刘杰陪同时任国务院常务副总理姚依林由郑州去南京，返回途中路经永夏虞三县，地委办公室通知我、县长和县团委书记3人下午赶到夏邑，陪同刘杰书记参观了新桥沱河民兵青年造林工程、彭雪枫将军像等地，离开夏邑开往虞城的途中，刘杰同志把我叫到他车上，一边走着一边交谈，到虞城县委会议室，就7点多钟了，稍息片刻，我开始汇报，拿出县地图让刘书记看，这样能有个立体感，实在感。这时刘玉洁同志说，你向刘书记要钱啊，我说一分钱都不要，只要政策和支持。

　　汇报的内容是两棉两肥一条路，这是虞城农工交三位一体的整体格局。他问什么是两棉两肥一条路，我展开汇报讲：两棉即种植棉花，建立棉花加工厂;两肥是碳氨造粒，改造化肥厂;办好磷肥厂，修一条由县北部田庙，与山东曹县青墙集，和南部安徽亳县五马交界处的虞城界沟，修一条南北贯通的公路，连接虞城13个乡镇，再加上北部的国道310，南部有商丘通往永城的两条东西路，把全县的道路连接起来，整个经济就活起来了。

　　他问你们两棉是怎么回事，我回答两棉一是扩大种植面积，现在不足25万亩，扩大到每人半亩以上，45万亩到50万亩。当时虞城县是农业人口近百万的大县，仅棉柴一项就让老百姓够烧锅用的了，其余的柴草节省下来可以发展牲畜;建立棉花加工厂，采用新机器新办法，过去脱棉籽用的是对滚机，绒短拉力弱，棉籽残留的棉绒多，一等棉只能卖到二等的价钱，换成大撕棉机脱出的棉花绒长拉力强，色泽好，像弹过的一样，二等棉可以卖到头等价。棉籽榨油用冷浸，冷轧可以搞到14斤以上，而且干净卫生，棉籽蛋白质含40%，还不受破坏，人可以食用。热轧只能榨出13斤多一点，又不卫生。棉壳一斤还能产出半斤到8两平菇。他问怎样储存，销往哪里，我说可用盐水浸泡销往韩国或者日本，一斤4角钱，一亩可产100多斤。这几笔账算下来一亩棉花可多收100多元。

　　刘杰书记十分高兴。当汇报到两肥时，我说县化肥厂生产的是碳酸氢氨，是粉剂，到农民手里丢失了30%的氨气和氮气，都跑了，再撒到地里，能吸收30%就不错了。我们把机车改造成碳氨造粒，以固氮气。他问机车何处来﹖我说上海正在组装。他说投资多少，我说300万元到400万元就可以了，他问钱从哪里来，我说银行贷款。他询问磷矿石和硫酸的来源，问得挺细。我说广西开采磷矿，过去呈土法粉碎，10%都不到，用硫酸粉碎能达到13%，植物就能吸收了。他问硫酸从哪里来﹖我说开封，矿石从哪里来﹖我说广西。他当即表态，我支持你，要钱给钱，要政策给政策!

　　他从沙发上站起来，脱掉大衣，说今天晚上在你这吃晚饭!我特意安排县委办公室抓后勤的同志去招待所做4个菜，陈店麻花、贾寨豆腐干、辣椒炒鸡蛋、大头咸菜炒肉丝、酸汤面条一碗。他说太寒酸了吧，省委书记从来没有来过，再穷也能管得起领导饭哪。我说快去，别啰唆了，如果不按这样安排，你明天就不要上班了。晚饭时已是10点多了，刘书记只吃了一点辣椒炒鸡蛋，一碗酸汤面条一饮而尽。后来听说他的司机跟刘玉洁书记的司机讲，刘书记对那碗酸汤面条非常满意，说这位书记真会办事，既懂经济又懂心理。

　　刘杰书记回去后立即拨了400万元。待到1985年春，商丘大植桐树，即当年育苗，当年绿化，虞城率先做起来，国务院副总理万里率国家有关部门来检查验收，林业部长杨综亲自验收。查看线路时，省保卫处处长对我说，刘杰同志还想着那碗酸汤面条呢，他问还能不能吃到。引起大家一阵大笑。

　　1984年虞城被批准为棉花生产重点县，农业部批准棉花良种繁育基地。1984年虞城被定为县级机构改革试点县。1985年植树造林被省人民政府检查验收后，批准为植树造林先进县。

1984年，赵原明在虞城乡镇表先会上讲话

　　农业结构调整，结果是棉花由25万亩发展到了40万亩，建立了2个棉花加工厂，城郊和利民两镇各一个。根据种植面积，在县域内分别建立了6个收购点，冷榨油和平菇生产每乡都搞，乡办企业是乡村组个人都办。我们提出百千万工程，100户年产各100万元，1000户年产各10万元，1万户年产各1万元，群众的积极性十分高涨。1984年春召开了乡镇企业表彰大会，全县推出10名先进代表，大会表彰，披红戴花，游览全县，起到了很好的示范作用。后来商丘地区在虞城召开了现场会议，外地也来虞城参观考察，骨胶厂、呢绒厂、私人贸易公司……在虞城一个个像雨后春笋般成立起来。虞城的做法引起省委领导的重视，1984年7月河南省省长赵文甫来虞城视察后，后来该公司经理杨瑞祥被选为县工商联全会主席，省工商联委员。省委副书记刘正威、组织部长张赤侠都分别前来考察，住在贸易公司，对重点乡镇企业都做了评价，肯定我们的方向是正确的，鼓励我们放开大步前进。

1984年,赵原明陪同省委组织部部长张赤侠(右二)观看虞城农林生产

　　对交通运输进行尝试性的改革，尤其是客运。我记得沙集乡有一个叫卜详义的农民自己想买汽车搞客运，问我行不，我说可以。结果是深得客户的拥护，站在路边一打招呼就停，想在哪里下就在哪里下，百姓满意极了。县车站的同志有意见了，说个体冲击了国营。交通局长、车站站长向我告状了。我说你们也向他学习，方便百姓不行吗，啥叫为人民服务，方便顾客，顾客满意，就是为人民服务嘛!

1985年9月，赵原明陪同国家林业部部长杨钟(前右)等参观虞城泡桐栽植情况

　　领导体制改革摆到各级党政的议事日程上来了。中央提出实现革命化、年轻化、知识化、专业化，我想关键是选出有抱负、负责任、有觉悟、有水平，能打开局面的能人。虞城县外贸局是一个一不靠海岸、二不靠码头的内陆局，多年来购销调存，未有任务无法收购，销不出去，积压商品，虫蛀霉烂变质，几年来累计亏损120余万元，怎样扭转老外贸、老思路?正在此时，外贸局一位临时工去外地出差，给我写了一封信，向我反映了本局和外地沿海地区的一些情况，同时也说了他个人的看法，很有见地。我亲自去了外贸局，见了他。他叫许玉良，我果断提议经县委研究决定叫他任局长，原局长改为党组书记。我提出搞贸易来料加工，找外援有销路的外贸单位，加工地区多年积存的几万张羊皮，销往山东;收购桐木加工成板材销往成武，收购原木280元一方，加工后卖800元一方，成武销往日本2000多元一方，就把外贸搞活了，职工也有活干了，不仅能发工资，还把所有的亏损填平，净盈利60余万元。

　　为鼓励干部敬业创业，对有贡献的同志进行破格提拔。1984年、1985年提拔了5位有能力、有水平的干部。一是张集乡原吴楼大队支部书记，因生产责任制"捏弯"被免职，去窑场烧砖去了，后来被提拔为该乡党委书记。二是稍岗乡冯庄大队支部书记冯培宽育树苗，一亩地当年出圃就卖上万元，被提拔为乡长。三是蔡希华是电业局电线杆修理工，局抽他去三庄乡桃枢集蹲点，他试验了糖化麦秸，喂猪效果很好，被提拔为县农科所副所长，上任后就搞塑料大棚种植蔬菜，还搞了蒜黄、韭黄，有声有色。四是李老家乡广播站，除广播天气预报，开会通知外，还扩大频率，开启了学习党和政府的政策决议精神，播送歌曲戏剧等，很受群众的欢迎，为了把上级的精神及时传达到群众中去，对工作上给予了极大的方便，他们的做法推广到中原各省，还到了内蒙古，该站站长高继德被提拔为县广电局副局长。五是外贸局局长许玉良原是临时工，提拔为局长。

1985年春，赵原明下乡检查科学种田工作

　　1985年9月，我离开虞城到商丘地区工作，临行前，我建议县委把黄河故道大堤开发起来。我和接任我的书记朱永勤、县长侯彦荣两位同志，由贾寨到张集沿途大堤两侧进行了考察，此间有8个乡镇，20余万人口，东西长50余公里，南北宽10公里左右，边界为黄河故道，北岸是山东的曹县和单县，边界西接商丘县的刘口乡，东联安徽省砀山县的关庄乡，虞城张集最东北端，有三省交界的三个村，在位置三个省的地方国务院立了界牌，鸡叫鸣三省，百姓起名三省庄。我建议把黄河故道大堤修成一条公路，两侧种上以果树为主的林木，建成林带，既美化环境改善生态，还增加农民的收人，其间，还有贾寨的马庄，田庙的石庄，张集的王安3个水库，这是一个很好的风水宝地，要充分利用起来。后来张集乡率先种上红富士苹果，随后，田庙乡种植了梨树，都建立大面积果园，每年春季鲜花盛开、秋季水果收获时都成了休闲旅游观光的好去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