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2年7月，豫东永、夏一带爆发了抗议国民党当局索收极端苛刻鸦片烟税的大规模农民持械暴动，迫使当局免去了当年的全部烟税并自此停收烟税。这就是像东著名的反烟税斗争。

　　所谓“烟税”，是国民党当局明里打着“禁烟”的幌子，暗里以“利润高”等欺骗宣传，唆使、怂恿农民大面积种植罂粟(大烟)，然后，再以“违禁”之名，按种植面积索收的高额税收。是当局玩弄手腕，强征暴敛民脂民膏的残酷可耻行为。

　　国民党统治下的豫东地区人口稠密，土地贫瘠，自然灾害年年发生，广大农民收入甚微，过着“糠菜半年粮”的生活。国民党当局从来不问人民死活，苛捐杂税多如牛毛，再加索收数额高得惊人的烟税，搞得农民几乎年年是“场净粮即光，出外去逃荒”，一年到头挣扎在死亡线上。1927年5月，中共永城县党组织曾发动农民进行反对索收大烟税的斗争，但反动当局为挽救其财政枯竭的局面，不光没有停止这种行为，相反却唆使农民逐年增加大烟种植面积，同时逐年增高烟税数额。到1931年，夏邑、永城一带大烟种植面积已达耕地的四分之一，有些地方甚至高达三分之一以上。烟税的高低已是广大农民生命悠关的大问题。

　　1932年5月间，夏邑、永城地区的土地上，大面积绽开着妖艳的罂粟花。国民党当局见大烟收获在即，即派员到各区、乡“查勘”烟苗，又按地亩定下了苛刻的烟税。农民计算起来，即使将种烟的全部收入都拿出来，也不够缴纳烟税的。所以，自公布烟税数目之日起

　　怨声载道，叫骂声不饱于耳。加之当年春荒严重，农民多数靠糠菜度日，甚至连树皮都剥光吃净了，原指望夏收后能吃上几顿饱饭，而政府又要勒索如此高额的烟税，无异于要在农民骨头里榨油，要把农民通上绝路。官逼民反，反抗当局压榨的怒火在人民群众中熊熊燃烧。

　　为此，县西农民丁保会串通乡邻，状告熊县长用烟税搜刮民财才。他自编了一道反烟税歌谣，发动农民。歌词是:“永城县，黑暗暗，亡民政策种大烟，害死了多少好百姓，只好了污吏和贪官。熊县长，方委员，狼狈为奸把财贪。明罚款，暗索钱，欺诈手段比人鲜。不交烟税就逮人，私设公堂将人传，有钱当场就释放，无钱捆绑下牢监。百姓只说种烟得大利，谁料福未享到祸先见。”国民党永城当局诬告丁保会“犯上作乱”，下令将其逮捕，在监狱里折磨至死。

　　针对国民党当局残酷盘剥农民的罪行和广大农民的反抗怒火，6月，中共永城县委在薛湖小学召开县委会，研究决定组织群众进行大规模的反烟税斗争，并具体研究了方法措施。会后，县委书记和所有县委委员分别到各区、乡，领导党组织进一步做好反烟税的宣传发动工作，尽可能多的发动群众，参加暴动。中共薛湖区委书记郭子化到所辖的邵长庄、火神店、山城集等支部传达县委决定后，各支部积极行动起来。邵长庄支部在郭子化的安排下，派青年邵茂以走亲戚要革被为掩护，从山城集支部取来了一捆号召农民起来抗烟税的布告、标语、传单等宣传品和两支匣子枪。邵世海等党员分头在周围几十里范围内秘密散发、张贴。甚至将公告贴到了国民党山城集驻军的连部门口。与此同时，这些支部的党员立足于本地，分别发动附近群众。郭子化本人也以行医为掩护，在方圆几十里内进行抗烟税的发动和组织工作。经过党组织的宣传、发动，农民反当局、抗烟税逐渐形成不可抗拒的潮流。

　　7月中句的一天，火神店、邵长庄附近党员和群众两千余名，在中共薛湖区委的统一指挥下，拿着锨、杈、棍、棒等各种器械，在邵长庄东洼地集结，组成一支强大的农民队伍，高呼着“反对苛捐杂税”“取消烟税”“反对压榨农民”等口号，浩浩荡荡地向10余里外的国民党区公所所在地—山城集奔去。沿途群众闻讯而起，纷纷加入，待走到山城集时，这支队伍已不下万人。这时，山城集群众在中共山城集党支部的组织下，也一齐拥向区公所。暴动队伍将区公所围得水泄不通，高呼口号，要求区政府取消烟税。但国民党山城集区区长陈金新及其所有官员早已逃得无影无踪，区公所空无一人。愤怒的群众将区公所砸了个七零八落，郭子化趁势召开了一个声讨国民党反动当局罪行的大会，号召人民团结起来，为了生存，同反动当局斗争到底，坚决不交所谓烟税。广大群众情绪激昂，磨拳擦掌，表示坚决要把反烟税斗争进行到底。

　　在此之后，永城县城四周的几万农民群众在党组织的领导下携带各种器械，包围了县城，要求国民党当局取消烟税。县府当局紧闭四门，不放农民进城。警察龟缩城内，不敢露面。这时农民找到大油锤，用锤砸城门，砸不开。几十个农民就合伙抱起大木桩撞城门，东城门被撞了个大洞，农民蜂拥而入，闯进县府。县长熊文煦惊恐万状，被迫答应免去全年烟税。农民群众又翻出全部烟税册，拉到崇法寺院一火焚之，熊文熙因此惊吓病死。这此后，国民党永城当局再也没敢索收过烟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