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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研成果
雷书声:心声——向党和商丘人民的汇报
发布人:佚名  发布时间:2020年11月28日  浏览量:

雷书声,男,汉族,1938年10月出生于河南省洛宁县,中国民主同盟盟员,河南省商丘市农林科学院研究员。1962年于河南农学院农学系农学专业毕业。先在省直农场做农业技术工作,“文化大革命”时期砸烂公检法,农场撤交当地,下放周口地区5年。1973年省里下调令到省直52农场担任农业科长,未去报到,1974年省里又下调令,1975年回省里途经商丘时,征得本人同意,留在商丘地区农科所从事甘薯育种和甘薯品种资源研究,先后任商丘市农林科学研究所杂粮室主任、科研管理科科长、分管科研的副所长;民盟商丘市委主委、盟省委委员。1997年12月当选为商丘市第一届人大常委会副主任,2005年退休。曾担任第八届全国人大代表,第五至九届省政协委员,第八届省政协常委。1990年被中共河南省委省政府首批命名为河南省优秀专家。是1991年国务院批准的第一批发给政府特殊津贴、为国家有突出贡献专家。

  改革开放初期,我从省直来到商丘地区农科所工作,初到时刻,我搞科研管理,而我一心想搞课题研究。在取得了领导的同意和支持后,开始主持和从事甘薯育种和品种资源的研究。我心里一直盼望着何时能安定下来,认认真真地干点具体工作,此时此刻实现了,干工作的机会来了,我真是好高兴呀。

 



科研逢春 志在红薯




 

  三年自然灾害时期,民间流传着:“红薯汤、红薯馍,离了红薯不能活”的顺口溜。农业种植业的结构,各种农作物的种植面积,随着人们生活需要及其农作物自身的特点,以及给人们提供的可供填饱肚子的数量,而自行调整种植结构。20世纪70年代,全世界红薯种植面积214亿亩,我们中国所占数量很大。同期统计数字商丘地区红薯总面积230多万亩,平均每亩单产鲜薯1760斤,鲜薯总产10亿斤。我们课题组人户调查结果是亩产鲜薯2600斤,当时人均红薯种植面积0.44亩,占耕地总面积的1/3,70年代农村生产经济状况已有了好转,红薯面积已有所下降,但仍然比现在大得多。在历史上,农民说红薯是功臣,红薯救过咱们豫东人的命,曾经在社会经济和人们生活中占据过重要位置。另一方面,从红薯自身生命学角度而言,红薯基因来源广泛,基因型所支配的表现型、品种间区别明显,加之红薯为无性繁殖,在育种过程中有性杂交获得杂种,实生苗选出的品系不再分离,育种程序中不同阶段可重叠进行,一年还可安排多次试验,和其他作物相比,可以缩短育成年限。红薯对于人们如此重要,又有自身优势。商丘地区农科所红薯课题研究长期处于中断状态,也没有必需的科研条件和设备。我向所领导提出要求搞红薯研究、上课题。领导很重视,但迟迟没答复。经过几天交谈,所领导向我说明:搞红薯研究,条件设备几乎是“零”,白手起家,课题经费很少,你等于自找苦吃。看到所领导同意了,我高兴极了,简要汇报了自己的打算:第一,查资料、搞调研,尽快摸清国内外、省内外、本地区红薯生产状况,栽培面积、生产水平和存在问题;第二,尽快掌握省内外科研单位的研究状况和存在问题;第三,尽快征集、引进国内外主要品种资源,开展基础研究;第四,没有设备和条件,上育种课题会有一定困难,就攻坚克难,自己开动脑筋设计,本着不贪大求洋、省钱、适用、效果好的原则,说干就干,拉开了甘薯育种和品种资源研究课题的序幕。

  当年4月,我外出征集引进甘薯品种资源薯苗。一个偶然的机会,我在徐州参加了全国甘薯科研会议。各省农科院从事甘薯科研几十年的老科研人员都到会了。这次会议对我是一次极好的机遇,会间和晚上我对与会老专家逐一拜访交谈,共同的事业使我们很快都成了好朋友。这些老同志真好,一个个知无不言、言无不尽,经验和失误毫不保留地畅谈交流。几天会议下来,我会上会下忙个不停,使我比较清楚地吃透了省内外和国内外甘薯的生产和科研动态,受益匪浅。临散会时,盛家廉先生在会上点到了我,他说:商丘雷先生散会后留下3天,一是咱们这次会上形成的对农业部和中国农科院的两份报告文件,由你认真进行修改审稿;二是拿一天时间我两个专门讨论甘薯资源问题;三是我们这里多年的田间调查记载资料你尽可能地都看看,有的放矢提出你需要的品种。此刻,与会同志纷纷提出也要从徐州引进品种资源种苗。盛先生当即表态,各省凡要品种资源苗的,请你们各自写出你所要的品种单子留下,因为我们自己试验还没有栽苗,等我们栽过试验后,一定按照你们的要求如数寄去,商丘的可以带走。徐州甘薯品种资源田间调查记载本,多年记载资料毫无保留地给我看。遗憾的是,盛先生工作太忙,田间调查缺项和中断时有发生,这就给了我一种力量,一定要认真搞好品种资源研究,尽快起到补充作用,作出明显作为。

  3天后,我带着国内外主要农家种和改良种共120多份种苗回到了商丘。和课题组两个临时工一起先铺摊子,筹建试验场所。在晒场西侧机井旁边,划出了一块6分空地(400平方米),周围3米间距栽一木桩,共栽了13根,木桩高1.5米,横着固定了3道刺铁丝和一个4尺宽的简易木框刺铁丝门,试验基本场所就这样固定下来。先建了一个20平方米的塑料棚,把带回来的品种资源苗和其他试验材料一并栽种在塑料棚内。繁殖试验用苗和双重蒙导的亲本接穗,买回来几十个泥陶盆和5分钱的牵牛花种子,配置了营养土装盆,培育牵牛花盆栽苗作砧木,引来的品种苗作接穗,为双重蒙导作准备。接着在试验场地挖了一个长7米、宽1.2米、深1.2米的短日照处理的暗坑,代替暗室,坑底排水小沟连接1米外的通风口,用长7.5米、宽1.4米的草帘订上黑布,可展可卷,作为暗坑的遮光盖。短日照处理暗坑准备就绪后,我坐在暗坑里,暗坑上边盖上黑布草帘,测试其黑暗程度,坑内伸手不见五指,遮光效果很好,温湿度也适宜。嫁接成活、生长良好的杂交亲本盆栽秧苗放在坑内盖黑布草帘避免见光,按时卷掉黑布草帘,将盆栽牵牛花秧嫁接接穗作有性杂交的亲本,成活生长的秧苗盆,每天上午8点从暗坑里端出来,沿坑的边缘摆放,控制每天见光8个小时,这就是嫁接和短日照处理“双重蒙导”,促使现蕾、开花,按照组合设计进行授粉,谓之“有性杂交”。当年的亲本北京蜜瓜、栗子香、一窝红、恒进、北京553、华北166、丰收白等,经过短日照处理,均现蕾、开花,接着进行有性杂交,并收获到杂交种子。翌年进行实生苗选择,获得7821-6等一小批新品系。经品系复选和多次重复对比试验,新品系7821-6表现高产、优质、抗病,推荐参加省区域试验,在连年省区试验中,产量较对照品种增产达极显著水平,综合性状好,通过省生产示范,完成了全部育种程序。1985年,商丘7821-6顺利通过省品种审定委员会审定,正式命名“豫薯一号”,后来申报成果并获得省科技进步二等奖。

  1978年3月召开了全国科学大会,在全国掀起了向科学技术现代化进军的热潮,吹响了向农业、工业、国防和科学技术四个现代化进军的号角,我们小小的红薯课题组也发生了明显变化,经费投人在增加,科研设备条件在改善,自己动手设计,所里投人人力资金,一个80平方米的半地下式薯窖于1979年5月竣工,它也是甘薯品种资源库,联通20平方米的浅地下式短日照处理暗室,砖水泥结构。经连续几年自记温度计监测,贮藏期窖温稳定适宜,又便于高温处理和通风换气;暗室由于和一个200立方米的半地下空间联通,室温自行随气流对流而调节,经使用期连续3年自记温度计监测,仪器自记曲线,25℃呈直线状态,既适宜又恒稳,和江苏省农科院安装有两台日立牌空调的暗室温度相吻合。既改善了条件,又节约了开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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雷书声在八届全国人大会议上投票选举国家主席和国务院总理

  有了贮藏条件和暗室,进行短日照处理的亲本和收获有性杂交的杂种数量多了,选择的机会也多了。SQ52-7就是在新暗室收获的杂交种子的实生苗中选出来的新品系,具有特高产、特抗病、特早熟的突出特点。据河南省连续3年省区域试验,3年22个试点,小区平均产量,鲜薯、薯干全是第一位,平均鲜薯比对照种增产115.28%,薯干比对照种增产25.42%。参加省生产试验和全国北方区域试验,所有试验点产量表现也都是第一位。1993年10月24日在本所红薯试验地对1.5亩春薯进行现场验收,此次验收由中共商丘地委组织,地委书记吉长荣亲自在现场掌总,各县(市)分管农业的副县(市)长监收,刨一株、称一株单株重量,地委副书记庄敬山掌秤,地区科委副主任徐旭光监秤,地区农业局局长于明光记录,验收称重平均单株重9.5斤,田间株距平均26.4厘米,行距73厘米,密度计每亩3200株,验收亩产鲜薯3.04万斤,地区农业副专员袁宝星监收。计亩产鲜薯1.52万公斤。比日本高知市本宫町秋泽龟三栽培的亩产1.28万公斤高出2400公斤,比此前日本的最高亩产量高19%还多。中国农科院文献信息中心检索查新结论是:豫薯10号(SQ52-7)是国内外迄今报道的鲜薯亩产量最高的品种,达到了国际领先水平。世界最高产量震动了全国,首先是江苏省徐州甘薯研究中心,引去大面积栽培并和国家发明一等奖品种徐薯18对比,收获时江苏省农科院等科研单位参与计产,实际收获比徐薯18增产1倍以上,一亩产量相当于徐薯18两亩多的产量。收获计产后,在现场的江苏省农科院甘薯专家邱瑞廉给我来信,说明了徐州栽培试验实收盛况,最后无限感叹地写道:“真是大开了眼界!”徐州甘薯研究中心的实收结果,对全国甘薯科研界的影响和震动更大。1994年3月,我在北京参加全国人大会议,中国科学院遗传所、河北省农科院、山东省农科院及北京市等地的甘薯科研界几位老专家到会上找到我,提出要到河南省、到农民种植的红薯地里考察SQ52-7,现场验收。老专家到河南来我十分欢迎,但又犯了难,经费上实在无力接待。此刻在场的河南省汝州市现代公司总经理周遂记代表当即表态:“钱的问题我来解决。”当即确定,会议由汝州市现代公司发通知,于1994年10月20日在汝州现代公司报到,召开SQ52-7现场验收会,由河南省省科委主持,从汝州市开始,验收平顶山、驻马店、周口、商丘4个地区。全国专家验收组由山东省农科院副院长、研究员王荫墀,河北省农科院研究员王铁华,北京农学院教授王寒,中国科学院遗传所副研究员杜述荣,徐州甘薯研究中心副研究员邬景禹,河南省农业厅高级农艺师赵云娥,河南省科委农村处处长、高级农艺师田利民,汝州市农技中心高级农艺师尹士兴组成。10月21日在汝州市温庄验收下等土壤肥力的瘠薄山坡地,SQ52-7春薯实收亩产12768斤,晚夏薯亩产6264斤,均比相邻地块肥力相当的全国发明一等奖品种徐薯18增产1倍以上。10月22日验收驻马店地区上蔡县毛庄村,SQ52-7春薯验收结果亩产11645斤,当天又验收了周口红光园艺场荒地栽种的SQ52-7春薯亩产1.4万斤,又验收了周口地区商水县大黄楼村的SQ52-7秋薯亩产2700斤。10月23日,验收商丘地区农科所大田地SQ52-7,春薯亩产14476.6斤,秋薯亩产4108斤,10月24日验收睢县农科所中等肥力地块SQ52-7,夏薯亩产8252.4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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雷书声在国际甘薯育种学术交流会上发言

  全国甘薯专家组的评语为:“1.鲜薯产量特高,在今年干旱严重和虫害大发生的情况下,SQ52-7春薯亩产达11645—14476斤,夏薯亩产8252斤,晚夏薯亩产6224斤,相当当地推广品种亩产2倍以上,增产极显著,是育种史上的重大突破,实属国内首例。2.薯块膨大特快,SQ52-7春薯插播后80天亩产可达6000斤左右,秋薯亩产可达3000—4000斤,实现了春薯早上市和晚茬栽培,可以提高甘薯的经济效益,并为晚季救灾的好品种。3.抗性特强,据江苏徐州甘薯研究中心和河南省农科院鉴定,SQ52-7高抗根腐病和茎线虫病,我们在田间考察时也未发现黑斑病。4.适应性广,SQ52-7在碎石较多的旱坡地和较肥沃的平地均取得了高产。”

  SQ52-7为什么生产力水平亩产量如此之高,为所有改良品种中绝无仅有?我们和山东省农科院徐庆玉先生合作对SQ52-7特高产生理进行了联合测定:据32P标定SQ52-7的根吸收活力比徐薯18高47.2%;又据C-14标定,光合速率比徐薯18高211%;净光合同化率比徐薯18高79%;经济系数以鲜薯计比徐薯18高213%,以薯干重计比徐薯18高134%。如此之高的生理活力和高光效,这就是SQ52-7的特高产生理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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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顾委委员、原河南省委书记刘杰(左三)看到SQ52-7红薯鲜产为国内外最高报道后,专程到商丘进行调研并慰问科研人员

  1996年10月20日在河南省扶贫开发工作会议上,河南省委书记李长春在大会上讲道:“上个月我在豫西考察时,深深感到:洛宁县赵守义的旱地小麦、渑池县高产谷子、SQ52-7高产红薯,是干旱地区抗旱夺丰收的三件宝。”李长春书记在豫西考察旱情时,看到在玉米田间植株干枯绝收的严重干旱情况下,SQ52-7高产红薯亩产仍达8000斤左右,给李长春书记留下了深刻印象。中顾委委员、原河南省委书记刘杰,看到报纸上有关特高产红薯SQ52-7的报道,专程从北京来到商丘,对SQ52-7进行调研和点赞,慰问科研人员,刘书记紧紧握住我的手亲切合影,留下了难忘的一刻。河北省青县有一个农民专门从青县来商丘找我,一进我家门就大声喊:.雷老师,你是上帝,你的SQ52-7让我两年挣了60万元。有了钱我还办了两个小工厂,一个是生产景泰蓝鼻烟壶,出口俄罗斯;一个是木制摆钟,都属工艺品。好了,我汇报完了,我走了。,连坐都没坐,扭身就往门外走,我还没插上话他已到了院里。这是农民的心声!徐州甘薯研究中心盛家廉先生在病重期间,我和杨爱梅到他家中看望他,他支撑着瘦弱的病体,坚持要起来到书房交谈。盛先生看到我,非常激动,吃力地高高举起右手大拇指说.你老雷是实干家,。在我俩多年交往中,谈的都是甘薯科研,没有说到过人情世事,今天是怎么啦,他可能觉得以后见面机会不多了,对我的印象一下子从嘴里蹦了出来,弄得我一时答不上话来,这也是我们最后一次见面。

  同行专家、农民百姓、老领导、老朋友、老同事,几乎所有的人对SQ52-7红薯的看法都是一致的。依据SQ52-7在育种程序的各个试验阶段及在推广种植中的突出表现,河南省农作物品种审定委员会于1996年4月通过审定并命名为“豫薯10号”。

  睢阳区李楼村知识农民李渊华非常热爱农业科技,1993年我向他提供了红薯品种资源种苗,并教给他有性杂交方法,指导他以“SQ52-7X绵粉1号”杂交选育出了SL-01,经大田栽培,鲜薯亩产过万斤,薯干率尚不够高。1996年我又指导他以“SL-01X豫薯7号”杂交选育出968-19,由地区农科所推荐参加省区域试验,通过全部育种程序定名“商薯19”,由于综合性状好,高产抗病食粉兼用,在北方薯区推广甚快。此外,甘薯育种我主持选出的新品系还有85、103及962-3、962-24、958-5、955-12等。

  甘薯育种课题之所以又好又快地育成一系列新品种,我的思路是认真研究品种资源,在分析系谱的基础上进行组合设计。以表现型推测基因组合,求得新的更优的表现型。更重要的是助手李中原、孙绵思、杨爱梅、袁丙勤、李渊华密切配合、精诚团结、艰苦卓绝地进行田间劳动和调查记载,其辛苦我永远不会忘怀。育种科研是国家科技事业的一部分,是科研人员职责所系。就像体育运动的接力赛一样,棒棒相接、代代相传,每一棒的运动员都要竭尽全力跑好自己这一棒,为项目总体作出应有的贡献。接班的科研人员想搞出成绩,这也是我的愿望,成绩只能靠动脑动手同心同德实干出来的,而绝非其他。

  红薯品种资源研究,从1977年起,先后征集引进203个品种,包括主要农家种、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育成的改良种及从国外引进的主要外来种。对其来源、特征、特性、栽培要点等33个项目,在田间安排春、夏薯6期试验,进行调查记载,取得了4万多项次资料,又从全国收集到上千份综合材料,进行整理和查对。其间我每天工作15个小时,夜里常加班工作到凌晨1点,三年多计加班3000多个小时。从203个品种中筛选出121个品种,编印成《甘薯品种资源目录》。又从田间采取新鲜形态特征标本,写生绘制出120幅品种特征彩色图,我国第一本甘薯工具书《甘薯主要优良品种彩色图谱》完成初稿。被中国农业出版社列为特约书稿。在出版过程中,因农业出版社由事业单位改为企业,为节俭经费,责任编辑张本云征得我同意,先出版45个主要的农业生产中当用品种。《甘薯主要优良品种彩色图谱》于1981年10月由农业出版社出版发行。被中国台湾、日本、美国等甘薯科研界购去。包括甘薯研究项目的亚洲蔬菜研究中心(在台湾)派员取道菲律宾来中国大陆依此书为据要征集引种,江苏农科院老专家张必泰先生替我接待并提供书中的45个品种。张先生向我告知此事后,我表示十分感谢,因为当时我们实在无力接待。

  第一次全国农作物品种资源科研工作会议,甘薯作物出席两个代表,一是中国原薯类所所长江苏农科院张必泰代表,另一个是我,为特邀代表。会上对全国甘薯品种资源的研究作出了规划和计划,河南省农科院红薯室彭凤祥和我共同承担的品种资源研究项目,获省科技进步二等奖。

  在全国红薯科研同事的支持下,我于1994年11月由中国农业科技出版社又出版了《中国甘薯新优品种彩色图谱》。我还先后应邀参与编写了《中国甘薯品种志》《全国甘薯品种资源目录》《农业病虫草害防治大全》《农药商品大全》,由农业出版社、北京科技出版社、商业出版社等出版发行。

  甘薯栽培试验研究主要有:豫薯一号栽培数学模型的研究,提高了栽培的科学性;多品种聚类分析,为新品种选育提供了理论依据;2次旋转回归五因素五水平栽培试验设计和试验结果。我到北京找程序电算时,中国农科院计算中心电算员说:“我们中院小麦所才排了五因素四水平试验,你们五因素五水平都有试验结果了。”甘薯科研在党和政府的大力支持下,经营近三十年的艰苦奋斗,共获省部地市科专著六本,其中独著二本、合著四本及论文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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雷书声在进行甘薯有性杂交实验

  随着社会前进和经济的发展,商丘市农林科学研究所已改为商丘市农林科学研究院,国家和省还在此设立了几个综合试验站,甘薯课题建成为“甘薯产业技术体系商丘综合试验站”,科研经费由原来的2万元左右,猛增至几十万元,条件大为改善。党和国家对科研的高度重视和大力支持,我感到由衷的高兴和感谢。商丘市人大换届时,我退下来了。这时庄敬山主任对我说:人大常委会副主任退了,你可以一心一意搞你那红薯科研了,你是专家,第一批省管优秀专家和享受政府特殊津贴国家有突出贡献专家,回农科所好好干几年。我听着心里热乎乎的。由于专家管理文件未及时往下传达,我在66岁提前退休了,甚至连课题主持人交接和助手们告别也都未安排。我是贫困山村的孩子,在党和国家的人民助学金支持下,读完中学和大学,那时考上大学不收学费,困难学生吃饭、棉衣和生活用品都是国家供养的。人非草木,孰能无情,我对于党、国家和人民的培养教育牢记在心里,在报恩心理的支配下,总想有机会尽我所能报答党、国家和人民。

  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2017年3月4日下午看望了参加全国政协十二届五次会议的民进、农工党、九三学社委员,并参加联组会,听取意见和建议。他强调,伟大的事业,决定了我们更加需要知识和知识分子,更加需要知识分子为国家富强、民族振兴、人民幸福多作贡献。我国广大知识分子要以时不我待的紧迫感、舍我其谁的责任感,主动担当,积极作为,刻苦钻研,勤奋工作,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建设世界科技强国作出更大贡献。听了总书记的话,心里热乎乎的。

  让知识分子把更多精力集中于本职工作,把自己的才华和能量充分释放出来。总书记知道知识分子的心,知道科技人员的心。

  社会在发展,农林科学研究工作在不停地前进。商丘市农林科学研究所改制为商丘市农林科学院后,市委更加重视科学研究事业,选派林学专家谢一明任市农林科学院院长兼党委书记,加强了领导。同时科研经费增加了,科研队伍壮大了,正是长江后浪推前浪。继老专家之后,一批又一批专家相继涌现,谢一明、孙共鸣、吴继华、杨爱梅、张奇、胡新、韩灿功、赵旭峰、王家才等一批专家正带领和指导年轻科研人员,已经或将夺取科研的更大成绩。科技事业的前途将更加灿烂辉煌。

 



职责联系“三农” 保护农民利益




 

  1997年商丘撤地设市,组建市四大领导班子。经合法程序和代表选举,我任商丘市第一届人大常委会副主任,分工联系“三农”,由市人大常委会常设机构农工委配合工作。在职期间,主要是学习和宣传涉农法律、法规和条例,保护农民利益,协同职能部门和执法单位,查处涉农案件,为“三农”服务。

  当时“三农”工作中,突出的问题是农民负担方面的情况比较复杂。每年夏粮征购中,收购点压级、压价和磅秤调试,农民反映的意见较多。每年我带队,同农工委同志们及部分人大代表深人反映情况较多的夏粮征购点,验磅、查小麦等级及白条等。有时到征购点求得收粮人员同意,我上磅秤体重,这样磅秤准确度一目了然,而后才说明来意,过磅员自知磅大压农,慌的又扭螺丝猛调整。这时对过磅员讲明,我们的政府粮食部门,有农民支持才有粮征购,才能完成征购任务,历来对农民公买公卖,这是优良传统,万万不能丢掉;征购工作一定按照政策,磅秤公平、小麦定级合理,人库付款不打白条。人民代表就是要代表农民和粮站的合法利益,在夏粮征购从开始到结束,天天有明察暗访,发现违反政策,有意损害农民利益的,查清事实,坚决处理。经连年深人现场督查,县(区)人大也积极组织人大代表参加夏粮征购视察活动,在市县(区)两级人大共同努力下,彻底解决了夏粮征购中的磅大及压级压价和打白条的问题。每次在征购点上售粮的农民,看到人大代表就拍手欢迎。和粮食征购有关联的是农民售粮后,手中有了钱,在扣缴农业税时,个别乡、村基层干部想歪点子,出霹主意,借机加码,多收农民的钱,损害农民利益。一天我接到村民6人联名反映大队和乡两级加码,多收一个农民5元钱,有地点有姓名。看完农民来信,我立即通知农工委李明亮、贾瑞军等同志,他们看完农民来信后,和我一起下乡调查情况,我们刚人村不久,正要到户调查,又一辆小车也进了村,我当即对同志们说:你们按计划方案立刻人户,调查情况及时告诉我。小车距我尚远,他们就下了车向我走来。我问:“你们是从哪里来的?”从一个农院急匆匆走来一个人,一边笑呵呵地向来人打招呼,一边走到跟前向我介绍说:“这是我们乡书记和乡长。”就在此刻书记、乡长已到我面前伸出手要和我握手。村民听到车响,有人出来看热闹,一会儿围了许多人。我说乡里也挺忙的,你们忙你们的工作,别耽误了你们。乡长说没事没事。书记说:“听说市领导来了,我们能不来看看领导吗?”接着又说:“我们来安排饭,一会儿到乡里吃饭。”我说:“这里距市区也不算远,距你们乡政府也不太近,有到乡政府的工夫,我们就回家了。”这时我们人户的同志回来了,在我耳边小声说:“真的,真的。”小声说话他们也听到了,最早从家里出来那个是村干部,他们自己干的啥事,自己心里清楚,他把我拉到一边说:“每人5元,大队只加了2元,另外3元是乡里加的。大队加那2元,我们退,保证如数退给农户。”我说你这个大队干部态度挺好,关键要看行动。围观的人越来越多,我们也该走了。上车出村向北直往市里开,车行程过半,司机告诉我后边的车还跟着呢。我们立即停车,我下了车向后边的车走去,乡长、书记都下了车。我问他们去哪儿?他们径直说到乡里每个人多收3元,我们退好不好?我随即表态:当然好,就是要你们退的,3天内退给农民,不再说此事,我们也不再向任何人报告,就如同这个事未发生过。同时你们让大队一起退,也是3天期限。书记、乡长爽快地答应,握手告别,各上各的车,各回各的家。

  无独有偶,还有一个县在办农电改造时,有一个村5户农民联合来信反映,该大队加码多收农户的钱,内容不太具体,农民不敢直言,似有顾虑。我同农工委同志们共同分析情况后,决定先不进村下户,直接到县电业局农电办,让他们人村进户走访,以全县普查的说法进行调查,摸清问题所在。刚开始农电办以为我们是来查他们的,所以把账本全都搬出来汇报,并说明农电办在农电改造中一分钱也没有加。我们简单看了账、单、项、款数字后,说明村庄农民反映农电改造加码收钱的事,要求农电办去进村人户弄清情况,认真解决,我们等候结果。农电办积极配合,立即行动,一个半小时后,向我们说明了情况。已查明农民反映的事情属实,是电工和大队干部所为,户加码数不等。对其批评教育之后,限期退还农户,电工问题另行处理。我们表示这样办理很好,既解决了问题,又替反映情况的农民保密,农户也满意。并责成农电办负责到底,确保退赔落实。电工去留让大队征求广大农民意见后,由该大队自己决定。

  农民是中国社会人口的主要群体,而且又是弱势群体,凡是执行政策出问题的地方,基层干部的素质往往偏低。农民反映情况是要鼓足很大勇气的,弄不好受到打击报复、穿小鞋是常事,处理过程中,既要坚决保护农民利益,又要慎之又慎,替反映情况的农民保密,这就是农村工作的复杂性。我也是边干边学,犹如过去战争年代,在打仗中学会打仗。

  豫东平原地势平坦,地理条件虽然较好,但过境和境内的河流、河堤的险工险段和水库库区曾一度缺管失修,河床河道有被农民乱植树现象,水库库区有被乱挖乱堵,筑堤修坝,造鱼塘养鱼,鱼池坝上东西南北乱栽树,阻碍排水泄洪,清障又和农民私人利益相矛盾,阻力较大,行动迟缓,职能部门也为难。于是在每年汛期前,按照上级要求及人大常委会主任会议安排,我和农工委的同志协同水利主管部门有关人员,组织部分人大代表,对《中华人民共和国水法》《中华人民共和国防洪法》《中华人民共和国河道管理条例》的贯彻情况进行人民代表视察,到河流、水库的险工险段,督促清障、挖淤、河闸检修。经连年防汛视察,使河道水库清障等老大难问题得到了解决。在夏邑县,代表们沿着小毛河的河堤从下游往回走,发现河里有臭味,县里同志说是味精厂排水到毛河造成的污染,河床已经清过黑淤泥了,仍然解决不了问题。我们七嘴八舌共同诊断起来,既然已经知道污染是味精厂污水造成,就要源头上治理,味精厂排的水中有机物多,而且是生产过程中原料残渣落入水中、沉淀不充分,排到了毛河里,建议味精厂彻底沉淀原料残渣,分段清理,新的可以做饲料,发酵了的可以做有机肥,河水中氮化物偏高可试用水生植物吸收减除。县里和味精厂都挺重视,味精厂引进了技术人员,解决了这个问题。

  睢县城厢内涝严重,每逢下雨天市民踏泥瞠水很不方便,成了得不到解决的老大难。在防汛视察中我们把它作为重点解决对象。视察中人大代表们发现问题的症结在两处:一是排水通过民主路时埋的水泥管道口径小,成了排水系统的瓶颈;二是城西堤水站水泵小。人民代表视察后,提出了具体意见,引起了县领导重视,增加了投入,水利部门落实办理,老大难问题解决了。后来在睢县老城厢顺便问市民,回答说:这地方多少年来遇到下雨天气,到处是积水烂泥,人民代表来视察,引起县委重视,问题解决了,现在可好了,再不踏泥瞠水了,感谢共产党,感谢人民代表,给人民办了好事。

  按照主任会议或常委会的安排,我参与带队进行执法检查或参加人民代表视察的有关法律法规还有:《中华人民共和国农业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农业技术推广法》《中华人民共和国种子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工会法》《河南省工会条例》《中华人民共和国产品质量法》《中华人民共和国消费者权益保护法》《河南省产品质量监督管理条例》《河南省消费者权益保护条例》《河南省查处生产、销售假冒伪劣商品条例》《中华人民共和国残疾人权益保护法》《河南省残疾人权益保护条例》等共26次。

  由市人大常委会法制工作委员会牵头组织进行了“检查评议公安机关执法情况”及“检查评议人民法院经济审判工作”。法工委做了大量准备和组织工作,查阅了大量案卷、广泛收集意见,对干警违法违纪进行自查自纠,召开市县两级人民代表评议大会,工作认真深人。按照主任会议和常委会的统一安排和主任副主任参与此项工作的临时分工,我到永城市和民权县参加了人民代表评议大会,认真听取了人民代表对违法违纪干警及具体违法违纪案例进行揭举和依法深刻评议,评议事实清楚,引用法律条文准确,有理有据,令人信服。代表发言踊跃,会场秩序井然。由于县委重视,县委书记、县人大常委会主任坐镇,评议大会开的非常成功,对到会的公检法干警是一次深刻的法制教育。评议大会最后,我代表市人大常委会的领导作了总结讲话。

  市人大常委会农工委建议,经主任会议同意,组织市县两级人大常委会农工委人员,由我带队赴本省洛阳市和安徽省淮北市、宿州市、蚌埠市等地进行考察学习,学习、宣传执行法律法规和普法教育先进单位,广泛收集了法律法规文本资料及学习宣传执法先进典型材料。考察回来后,由市人大农工委牵头组织市政府有关部门,共同编撰了《农村法律法规政策实用手册》,印发至政府部门,县乡等基层单位。对学习、宣传、执行农村法律法规和政策提供了方便,推动了政府依法行政和广大人民依法办事的自觉性。

  我在任市人大常委会副主任期间,参加了全国人大干部第十八期培训班学习,学员来自全国30个省、自治区、直辖市。河南省8名学员来自8个市、地、县人大。因路上堵车,我到北戴河全国人大干部培训中心时,开学典礼已结束。我找到河南学员住处报名时,大家纷纷叫我组长。我问省人大参加学习的赵阳同志:怎么回事?你是省人大来的当然是组长,我报到晚了一步怎么就成组长了。赵阳告诉我,咱们的人谁也不知道,是开学典礼宣布各省学员负责人名单时宣布的。赵阳简短介绍了培训班情况,开学典礼上讲了,参加这期培训班全国人大和法学专家教授共16人,程思远副委员长负责,还有两位副秘书长等,中国社科院和中国政法大学研究法学的专家教授按专题给我们讲课。就这样我成了河南学员组长。晚上我思考了很多,作为组长,自己就要认真带头学习,还要关心河南学员同志们学习,每天参加联席会,汇报交流学习情况。经过20多天的认真学习,学员都有很大提高。更加明确了人民代表大会制度是具有中国特色的、我们国家的根本政治制度。通过学习,广大学员在思想上更加明确了,党对国家事务实行领导是一条不可动摇的原则,党同政权机关性质不同、职能不同、组织形式和工作方法不同,党不能代替人大行使国家权力,党的领导主要是政治思想和组织领导。人大及常委会的工作,对全国来说,主要是一立法,二监督。监督一直是薄弱环节。加强人大代表的执法检查、视察、调研和信访工作,使监督工作进一步制度化、规范化。

  此外,对如下专题也认真听取了报告和学习讨论。主要是:人大及其常委会行使决定权的几个问题;人大及其常委会行使任免权的几个问题;人大选举制度和选举工作;人大的代表制度和代表工作;人大及其常委会的会议制度和议事程序;人大及其常委会的调研、视察和信访工作;人大及其常委会组织制度建设的几个问题及西方国家议会评析。

  通过认真学习和讨论交流,使我们提高了马克思国家学说及国体、政体方面的理论水平,加深了对具有中国特色的政权建设、人民代表大会制度的认识,提高了从事人大工作的实际操作能力。对我们坚持和完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做好人大工作,具有重要指导意义。全国人大举办这种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和人大工作培训班,是广大学员十分欢迎的好事,希望坚持下去,越办越好。

 



风雨同舟 荣辱与共




 

  我是中国民主同盟的成员。民盟诞生于1941年3月,中国当时是处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特殊历史条件下。民盟在孕育、产生和宣告成立之初,已经开始了和共产党的亲密合作。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夕,民盟和其他民主党派一起响应中国共产党的“五一口号”,为成立民主联合政府、筹备参加新政协,为新中国的诞生作出了巨大奉献。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民盟以其满腔热情,积极履行参政党的职能,坚持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政治协商、参政议政,围绕党和国家中心工作,服务大局,建言献策,促进国民经济发展和科学技术进步,促进社会稳定和谐,促进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和社会主义法制建设。

  民盟商丘筹备组是1978年2月建立的,10月23日,商丘市(现梁园区)民盟支部成立,盟省委批复。1994年9月8日,商丘市(现梁园区)民盟市委成立。与中共商丘地委统战部协商,同意后,召开盟员大会,选举市委成员,经选举产生民盟商丘市委,我任主委,潘秋萍同志任副主委,陈瑞杰任秘书长。1997年商丘撤地设市,各民主党派均有商丘市梁园区上划到大市,经商丘市民盟委请示民盟河南省委,中共商丘市委统战部和民盟河南省委协商并请示中共河南省委统战部同意后,1999年2月,商丘市民盟召开第一次盟员代表大会,选举产生商丘市(地级市)民盟市委第一届市委成员。选举产生后,由中共商丘市委统战部和民盟省委协商,经民盟省委和中共省、市统战部一致同意,由民盟省委下文,民盟商丘市委正式成立,由我任民盟商丘市委主委,潘秋萍同志任副主委,陈瑞杰任秘书长,蒋志民、李铁山、张爱君、刘宁、朱阁、刘湘君为民盟市委委员。

  2003年任期5年届满,民盟商丘市委进行换届,经中共商丘市委统战部和民盟河南省委协商,盟市委成员及广大盟员统一认识后,进行换届工作。2003年2月12日召开民盟商丘市第二次盟员代表大会,选举产生商丘市民盟第二届委员会,刘爱田同志任主委。

  在我任民盟商丘市委主委期间,民盟每一次市委会和盟员大会,我都要认真强调和明确讲述中国的政党制度,中国共产党是执政党,各民主党派是参政党,中国和西方国家不同,既无在野党,也无反对党。中国共产党是执政党,是中国国情的需要,是中国历史的选择,是中国人民的选择。中国共产党和各民主党派都是亲密无间的挚友,永远是团结一致,沿着由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高歌迈进。我们民盟一定要坚持不错位、不越权,帮忙不添乱,为了提高民生,为了国家富强、民族振兴共同团结奋斗。民盟成员都是中高级知识分子,我们一定要刻苦钻研业务,要在自己业务领域成为业务骨干,成为文化艺术、科学技术、教学、科研等自己所在的岗位和团队的领军人物,为国家的繁荣和发展作出自己的贡献。我们作为民盟成员,不是要做官,而是要干事,要实干。我先后从全国到地方担任过多种职务,是谁或者哪一位领导人起的什么作用,我都不知道,每一次组织上找我谈话,我总是强调我是干具体科研工作的,其他事有几分推辞,谈话人总是说组织上需要你干,组织上让你干啥,你就干好啥,这就是原则。对,组织上要我干啥,我就干好啥,这就是原则!常常感觉时间不够用,夜里自行加班干工作,已是平常的状态。退休前,粗略一算,我夜里自行加班干工作和学习时数在7000小时以上,时常有一种忙碌、紧张和幸福的感觉。

  民盟作为参政党,其任务就是和共产党亲密合作、参政议政,特别是在每年两会期间,就盟员个人所在的人大、政协会上,就其社会经济发展、社会稳定和谐、民生、脱贫致富及经济发展等具体问题,写出提案、建议和意见。在我任主委期间,每年组织盟员、盟市委委员在全国、省、市两会上,共提交各方面的提案、意见、建议和反映社情民意等共200多份。民盟成员中,专家、高级技术人员、医生、律师、教师多,人才济济。每年组织送技术、送医、送法律知识下乡,共计20多次,赶文化技术大集,既发挥了盟员技术特长的优势,又利于农民学习提高,在法律、医药和农业技术等方面,帮农民咨询和解决了不少具体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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