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同志说：“十月革命的一声炮响，给中国送来了马克思列宁主义。”在新思想、新文化广泛传播的影响下，中国发生了彻底的反帝反封建的爱国运动——五四运动。

　　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后，1919年1月，战胜国在巴黎召开“和平会议”，中国北洋政府虽然以战胜国的身份参加了会议，但在会上提出的取消外国在中国的某些特权，取消日本帝国主义和袁世凯签订的二十一条不平等条约，归还被日本夺去的德国在山东的特权等要求，美、英、法、日等国不但无理拒绝，反而将德国在山东的特权明文规定给日本。北洋政府不仅不反对，却准备在这样屈辱的条约上签字。消息传来，举国愤怒。5月4日，北京学生3000余人齐集天安门前游行示威，反对签署巴黎条约，遭到反动军警的残酷镇压，进一步激起了全国人民的怒火。6月以后，由青年学生发起的这一爱国民主运动，向工农群众和各阶层发展，在全国形成了反帝反封建的爱国民主运动的热潮。

　　五四运动在商丘引起了强烈反响。5月9日，省立商丘中学的学生率先集会，在商丘县城游行示威，声援北京学生的爱国行动。并成立了商丘学生联合会和国货维持会，开展查禁日货的斗争。21日，学生联合会和国货维持会再次在县城各店铺查询，凡查出之日货俱运到县城大隅首焚烧。学生联合会还在进城入口处设专人查日货。据上海《民国日报》1920年1月7日刊登归德通讯：“闻日货被焚者甚多，排货运动颇有效。以学生而握超出军警之权力，殊为可异，官员亦不禁止，一般人对于日本恶感甚深。”并说：“随睢州及归德两处一切学生均厉行兵式体操，此项静默之预备，实具有一种目的云。”可见当时爱国运动参与人员的广泛，抵制日货的成效。

　　6月初，永城第一高等小学堂接省会开封学生联合会通电，也进行罢课游行，声援北京和省会学生的爱国运动。该校推举高年级学生韩子黎、吴秀松为代表，通知城乡各学校，在县城中华圣公会门前集会。韩子黎被选为大会执行主席，并在会上发表了激昂的讲话。会场上响彻“外争国权”“内惩国贼”“拒绝合约签字”“废除二十一条”“誓死夺回青岛”“抵制日货”等口号。会后举行了示威游行。学生们到街头开展抵制日货的宣传，张贴标语口号和漫画，并对各商店检查日货，查出者即予砸碎或烧掉。

　　其他如睢县、夏邑等县的学生也受到五四运动的影响，先后进行集会游行和抵制日货的反帝爱国斗争。

　　1919年下半年后，反帝反封建的爱国民主运动，在商丘各地向纵深发展，扩展到其他领域，并成立了公民爱国会，领导这场斗争。

　　1919年8月11日，为从日本人手中收回陇海铁路洛(阳)潼(关)段铁路的修筑权，商丘县城各界群众举行国民大会，经公民爱国会陈中英等通电北洋政府，要求坚决收回路权。8月17日，商丘学界联合会召开会议，抗议北洋政府与日签订修筑洛潼路的合同。上海《申报》1919年8月18日报道云：“洛潼路线归日包修，豫民共，誓死力争。请严惩方施曾以收路权，而安士心。”

　　1920年，提倡国货、抵制日货的斗争又掀高潮。《新中州报》1920年5月10日报道：“商丘县中、高小两校生，于昨日排队沿街游行演说抵制日货。适行至华昌号，见其架上劣(日)货堆积累累，逐一拥向前，吸劣货约值一千余元。并闻各校生不日在公民爱国会开议该商号，处以相当之罚款，可谓热心爱国矣。“5月21日又报道：“商丘县国货维持会、学生联合会，昨日在估衣街德义同布庄查获劣(日)货白竹标九匹，当经扣留。除收此劣货充公外，并罚以大洋三十元，以示惩敬，且张贴通衢，俾众周知矣。”

　　在查禁日货的同时，大力提倡国货。1920年10月17日《新中州报》报道：“商丘县立高等小学校学生手工精致，极为可观，惟所制之信笺、信封尤为特色。该校生所用之纸纯系国货，纸料洁白，印刷精良。信笺上注有高等小学校学生制品字样。该校校长张君将此信笺分赠学务各机关传观。刻下该校生鉴于赴商购置信者多洋纸，国货信笺若不贩卖销售，何以提倡国货，现已在该校设立国货信笺贩卖部云。”

　　五四爱国运动，唤醒了知识青年的觉悟，使他们看到工农民众的力量，推动他们深入工农群众并与之相结合。水城县一批具有进步思想的知识青年，经过长期酝酿，于1921年冬成立了第二区宣传队，后改为宣讲话剧团，领导人是徐九经、韩子黎，主要成员有：陈仪如、韩铁生、盛税堂、朱濂溪、徐翼英、窦凤梧、刘子正等。他们演出带有革命思想的《贫民泪》《一元钱》等，唤醒民众的觉悟;演出《烟鬼叹》《河神娶妻》《棒打无情郎》等，宣传民主自由和反对封建迷信的新思想，在封建思想禁闭的农村刮起了一股新思潮的暴风。

　　五四运动鼓舞着当时商丘的一批先进知识青年走上了探求革命真理的正确道路。如永城县的韩子黎、蒋一峰、陈育生，夏邑县的张文进，睢县的郭景尧，商丘县的徐华章等纷纷外出求学，寻找革命真理，并加入中国共产党，为以后在商丘宣传马列主义，建立和发展中共党组织准备了骨干力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