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耿飚将军出任大使二三事
发布人:佚名  发布时间:2019年04月11日  浏览量:

耿飚将军出任大使二三事

■ 孟红

  伴随着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新中国外交事业如雨后春笋般可喜发展起来。随着与新中国建交国家数量的增加,向建交国派遣驻外大使便成了我国外交工作的重中之重。毛泽东主席以其伟人的气魄和战略家的眼光提出我国外交官队伍要“另起炉灶”。1950年1月,第一野战军19兵团副司令员兼参谋长耿飚接到中央调令赴外交部报到,准备出任新中国首批驻外大使。1950年5月,中国中央人民政府主席毛泽东发布命令任命:耿飚为中国驻瑞典大使兼驻丹麦大使。自此,这个身经百战、戎马半生的将军,为了新中国的外交事业,又踏上了新的征途出任驻外大使,成为我国历史上著名的“将军大使”之一。

  “将军当大使好,因为你们不会跑掉。”
  1950年1月,时任19兵团副司令兼参谋长的耿飚接到调令赶到北京后,周总理问他:“耿飚同志,对于这次工作调动,你有什么意见?”
  耿飚以其军人特有的果断和直率回答:“坚决服从命令,不过我对外交可是一窍不通啊!”
  其实,耿飚这是谦虚的说法。他对外交并不陌生。早先耿飚就了解了一些外事知识;抗日战争时期,他又负责接待过美军军事观察组赴晋察冀军区参观访问;解放战争时期,他又在军调处协助周恩来、叶剑英工作,同美蒋代表打过交道。所以,周总理对这位老部下的外交才能是了解的。
  “将军大使”赴任前,外交部为他们办了学习班。参加学习的除十多位大使和他们的夫人外,还有部分参赞、武官,共40余人。
  毛主席和周总理对新中国第一批大使十分重视。学习班开始时,周总理亲临讲话。他说:“你们这一批同志,中央选了又选。现在你们脱了军装搞外交,外交是政治斗争,武仗不打了,文仗还要打。你们大多是到社会主义国家当大使,要多做友好工作。外交工作授权有限,要注意多请示汇报,一定要加强组织纪律性。要组织学习驻在国语言,注意学习驻在国的长处。”外交部先后请来了各方面的学者、专家到学习班讲课,如北京大学教授张奚若、王铁崖,人民大学教授何思敬、张志让及有关专家分别讲述国际法、外交史、领事条约、外交文书、国际法庭、联合国宪章、外交特权与豁免。还请了苏联驻华大使罗申、匈牙利驻华大使法朗柯、波兰驻华大使布尔金、罗马尼亚驻华大使鲁登科等介绍他们国家的社会、政治、经济情况,使馆工作情况以及外交工作体会。苏联和东欧国家大使做报告时,均由毛主席长子毛岸英当翻译,他除每句话直译外,还作详细的解释,使大使们完全掌握其内容。毛岸英还给大使们讲他在苏联留学期间的所见所闻和体会,使大家获益匪浅。
  耿飚走马上任之前,毛主席特别幽默地对他说:“将军当大使好,好在哪里?你们出去我们放心,因为你们不会跑掉。”
  周总理也插话说:“革命军人,政治觉悟高,立场坚定,纪律性强。”
  毛主席又对耿飚交待了两点:一是到西方国家去,要了解和学习他们经济建设的经验;二是中瑞关系的建立,不但将使两国人民之间、我国和北欧国家之间的友谊得到加强和发展,而且也将有助于世界和平。
  周总理也嘱咐得很细,说了一句后来很有名的话:“外交无小事”。
  就这样,耿飚担任了首任驻瑞典王国大使,兼驻丹麦王国公使(第二年又兼驻芬兰共和国公使)。
  1950年的夏天,耿飚一行人启程,坐火车7天8夜后先来到莫斯科,准备转赴瑞典。一到莫斯科才知道,每年七八月,瑞典国王和王室都休假,瑞典外交部的值班人员希望他们9月再去瑞典。他们只好在莫斯科耐心呆着。两个月后又坐了整整7天的客轮才到达目的地——瑞典的首都斯德哥尔摩。

  行伍将军赏罢中国陶瓷又使劲攻读英语
  瑞典是最早同中国建交的国家之一,它一直支持我国恢复在联合国的合法席位。它奉行中立和不结盟政策,瑞典王室和政府十分重视新中国首任大使。当时的国王古斯塔夫五世陛下已经是93岁的高龄了。他对中国博大精深的历史文化很感兴趣。王储阿道尔夫和老国王都喜欢中国的陶瓷,王储还是瑞典研究陶瓷的权威。
  1950年10月,王储继任国王后,耿飚携夫人多次晋见他,他热情地让耿飚等参观王宫中陈设的琳琅满目、美不胜收的中国陶瓷。他20多年前曾经到过中国,欣赏过梅兰芳演出的《霸王别姬》。梅兰芳先生还送过他一枚自己的印章。
  当时,国王接见是不能带翻译的,可耿飚夫妇又都不会讲外语。于是,耿飚就自费找瑞典人做教师教英语。耿飚在湖南水口山矿山时,毛泽覃教过他200多个单词,算是有一点基础,所以他学起来很快。夫人也肯下力气去学。夫妇俩在休息的时候,还相互纠正发音,耿飚经常帮助夫人学英语。同时她也找使馆的女翻译和同志们来教。

  “您统帅的军队人数,比我们整个国家的军队还要多啊。”
  耿飚认为大使馆的中国同志的一言一行都代表着新中国的形象,尤其作为第一批驻西方国家的外交官。西方国家总是拿你同其他国家的使馆人员来比较,所以中国人就不能比别人做得差。为了让大家时刻牢记这一点,耿飚经常组织大家升国旗唱国歌。
  结果,使馆第一次举行招待会,就来了500多位贵宾,瑞典报纸和电台报道说中国大使馆举行的国庆节招待会是盛况空前,中国外交官首次向公众展示了他们的外交才能。
  在招待会上,瑞典的一位军官问耿飚:“听说大使是位将军,不知您带过多少兵?”
  耿飚微笑一下,坦然回答:“大概十几万吧。”
  问他的军官一听,马上“啪”的一声立正,给他敬礼,说:“您统帅的军队人数,比我们整个国家的军队还要多啊。”
  由于耿飚工作开展得用心下工夫,他们在瑞典、丹麦、芬兰交了不少朋友。为了扩大影响,增进友谊,让他们多了解新中国,使馆也请外长的夫人和部长的夫人来使馆坐坐,招待她们吃中国小点心,还搞一些活动。

  多种方式揭露美国的侵朝细菌战
  值得一提的是,那时正是美国侵略朝鲜之际,他们把各种病菌撒在朝鲜的北半部还有我国东北一些地区。
  针对这一情况,中国使馆人员就向各界人士揭露美国这一严重罪行。一开始,一些善良的人士不相信,他们认为美国是个民主的国家,不会干出这种违反国际公法的事。耿飚等就用图片和文字来反复说明,他们还是半信半疑的。
  其时,耿飚夫妇认识了一位很了不起的瑞典女博士朋友,并经常去她家里作客。受耿飚夫妇的影响,这位女博士安德烈也对此事十分关注。她是个具有科学头脑的人,为此她后来专门去了趟朝鲜,花了半个多月的时间,在朝鲜北方地区搜集了许多的实物,带回瑞典的实验室,亲自做化验。
  她的化验结果,充分证实了中国使馆人员所说的事实。
  于是,安德烈就将自己亲赴朝鲜战场的所见所闻写成详细的报告,发表在瑞典报纸上。
  随之,其他西方国家的报刊转载了这份报告,让人们看到了美国所谓的“民主”和“人道”的真面孔。
  后来,耿飚作为副总理出访瑞典时,还记挂着这位可敬的博士,并专程去她家探望,但很可惜的是,从她的女儿那里得到她已经去世的消息。

  瑞典报纸夸他是“自己开车的大使”
  像耿飚这些从艰苦年代、战争年代过来的人做外交工作的长处就是要实干,不要官,外交官也不是官。
  比如说大使馆里,当时就有一位司机,他每天要送人、运输物资,一个人工作量很大,实在忙不过来。耿飚就自己带头开车。
  起初,使馆的同志劝他,怕他失身份,也怕别人讥笑他,怕他出危险。
  其实,耿飚在红军时期就会开汽车了,后来他自己去考试,还拿到了瑞典的驾驶执照。
  瑞典人不但没有讥笑他,报纸还报道他,夸他是“自己开车的大使”。

机智送李四光之女转道
瑞典安全回国
  1951年,中国驻瑞典使馆接到了周总理的指示,以及一封地质学家李四光写给耿飚的亲笔信。
  原来,李四光和夫人1949年回国时,他们的女儿李林还在剑桥大学读金属物理学博士学位,现在毕业了,她急于回国欲报效祖国,并与父母团聚。当时欧洲不少国家没有同中国建交,国民党经常阻挠和迫害爱国学生和人士回国。为了李林能够安全回国,周总理和李四光先生就委托耿飚率瑞典大使馆要完成好让她转道瑞典这个任务。
  当时的通讯还很不发达,电报发了容易被发现。耿飚就想办法自己开车到离斯德哥尔摩100多公里的乡村,给李林发去一封信。信中叫她不要声张,装作旅游到瑞典来。
  李林来到使馆后,耿飚夫妇一起热情接待了她,跟她聊天,夫人还特意陪她去看歌剧《茶花女》。
  随后,耿飚瞅准机会把她从莫斯科送回了国。

  “欢迎耿大使出使我国,任何时候都可以找我。”
  1956年,耿飚接到通知,调任驻巴基斯坦大使。对此,周总理说:“‘安定四邻’是我们建国后的一个紧要的任务。为什么?远亲不如近邻啊,只有四邻安定了,我们才能安定。”
  巴基斯坦是我国西陲的近邻之一。1956年初巴基斯坦决定废除自治领制,成立巴基斯坦伊斯兰共和国,由选举产生的总统为国家元首。
  1956年3月,贺龙副总理访问巴基斯坦,参加巴基斯坦的建国典礼。
  米尔扎总统请贺老总和耿飚去打猎,十分风趣地说:“我们三个都是军人,打猎是军人最好的体育活动。”
  贺老总向米尔扎总统介绍了耿飚的经历,打过多少仗。
  米尔扎总统听后高兴地对耿飚说:“欢迎耿大使出使我国,以后大使有什么困难和问题,无论白天黑夜,任何时候都可以找我。”
“中巴是互相帮助的关系,这样人家会把我们当真心朋友。”
  1956年,耿飚回国参加八大时,有一天早晨毛主席在中南海跟他谈及国家大事。
  毛主席说,你在国外都听到些什么?耿飚说,现在正面的很多了,报道我们取得了伟大的成绩,都是独立自主、自力更生取得的。
  毛主席说:“当然是取得了一些成绩,我们进行经济建设,主要靠自力更生,但是,也要争取外援,也要和别国有经济贸易往来。因此,长远看,我们要想办法打破帝国主义的经济封锁。在这方面,你这个巴基斯坦大使要起作用嘛!”
  毛主席看的是非常远的。抗美援朝之后,中国的东边安定下来了,可是西北、西南的情况还不容乐观。这个地方是中国的腹地,经济和战略的地位都非常重要。在这个地区,巴基斯坦又是重中之重,它不但靠着印度洋,而且是联系西亚和南亚的核心,非常重要。上世纪50年代中期,美国在拼凑针对新中国的军事包围圈时,就选中了巴基斯坦这个连接中东和东南亚的南亚国家,作为构成其军事、经济锁链的重要一环。当时人们把“东南亚条约”和“巴格达条约”通过巴基斯坦连结起来,形象地称为“新月形反华军事包围圈”。毛主席讲:巴基斯坦地理位置很重要。一方面,它连接西亚和东南亚,因此帝国主义把它作为对我国实行军事包围的重要环节,而中巴友好则有助于打破这个包围圈;另一方面,巴基斯坦是我国从西面通向世界的大门,打开这扇门,无疑有助于挫败帝国主义对我们的经济封锁。现在,我们对外单靠南大门还不行,还应该打开西大门。我们是发展中国家,发展中国家是我们外交的长处,不是弱点。因为我们能从自己的切实感受去体会人家,从发展中国家的立场去考虑世界上国家之间的关系。
  听了毛泽东高瞻远瞩的一席话,耿飚心悦诚服地连连点头,他感慨地说:“我们和巴基斯坦的关系,是互相帮助的关系,这样人家就会把我们当真心朋友。”
  当时中国援助巴基斯坦灾区的粮食,不像美国一样,他们在粮袋上面都写上:“美国援助”。中国就只写两个字——“中国”。
  巴基斯坦官员看见后,表示感谢。他们说:“中国不利用援助来抓宣传资本,是对巴基斯坦的真诚支持。”
  巴基斯坦在发现中国驻巴基斯坦的新华社记者写的电文上面“援助”前面没有“慷慨”两个字时,他们主动就给加上了。这“慷慨”不是我们自封的。
  援助的确是相互的。当时中国每年从巴基斯坦进口棉花。有一次,巴基斯坦出口的棉花涨价,这样一来,就会影响中国国内纺织品的价格,也就影响我国的出口。国内希望大使馆协助解决这个问题。
  最后,巴基斯坦外交官员主动帮助中国,巴基斯坦的商人对中国出口的价格没有变,这也是巴方对中国的真诚援助。
  尤其是巴基斯坦的代表在联合国,一直支持我国恢复联合国的合法席位。所以我们外交的基础是发展中国家,这里的核心就是我们是互相帮助的。
  中国外经贸部在巴基斯坦举办了贸易展览会,在布置会场时竖立了一块毛主席语录,写的是“要团结百分之九十五以上的人民”。
  许多巴基斯坦的官员和老百姓一边说我们展出的商品丰富,一边说:“要团结百分九十五以上的人民,这个说法好!”他们说:“你们有56个民族,团结得这么好,值得我们学习啊。”
  很感人的一件事是,1956年底周总理和贺龙副总理出访五个邻国,其中包括巴基斯坦。
  当代表团抵达东巴基斯坦的达卡(现在的孟加拉国)时,飞机推迟了时间,下午6点半才到机场,飞机降落时,天已经晚了。可是机场上黑压压的一片,全是欢迎中国代表团的人们。达卡的官员说,欢迎的人数多达10万,是从不同的地方自发来的,很多是上午就来了,他们在这里等待了七八个小时。
  后来周总理说:“这次访问将永远留在我们的记忆里。”周总理的访巴,算是真正奠定了打开西大门的战略基础,体现了我国的和平外交路线和睦邻政策,而且是亲自来实践毛主席的战略意图的。

  耿飚大胆上书:调整对阿尔巴尼亚援助
  1969年5月16日,耿飚作为党的“九大”后派出的第一位大使,来到阿尔巴尼亚首都的地拉那。他遵照中央方针,为推动和增进两国团结合作的关系,积极开展友好工作。但是,他从阿领导人谈话中渐渐地察觉到,中阿两党在一些国际问题和观点上有着深刻的分歧。特别令他忧虑和棘手的是我国对阿尔巴尼亚的援助问题。
  众所周知,我国对阿尔巴尼亚的援助一直是在遭受帝国主义势力封锁、全国人民勒紧裤带的情况下提供的,从1954年以来,我国给阿尔巴尼亚的巨额经济、军事援助高达90亿元人民币。要知道,阿尔巴尼亚总人口才300万,平均每人高达3000多元。这对当时每月工资仅几十元的中国广大工人和一年收入只有十几元、几十元的中国农民来说,无疑是一个天文数字!
  可是,在阿尔巴尼亚领导人看来,向中国伸手要援助似乎天经地义。阿尔巴尼亚劳动党总书记霍查曾毫不掩饰地说:“你们中国有的,我们也要有。我们向你们要求帮助,就如弟弟向哥哥要求帮助一样。”阿尔巴尼亚总理谢胡竟然反问道:“我们不向你们要向谁要呢?”李先念访问阿尔巴尼亚期间曾问谢胡:“你们拿了我们那么多东西,打算什么时候还?”谢胡的回答说:“我们根本没有考虑过还的问题。”
  身负中国驻阿特命全权大使重任的耿飚,在对阿尔巴尼亚一些地区进行实地考察后,感到问题非同小可:第一、阿方在向我国提出援建电视台时要求做到:每个农业社都有电视。而当时在我国广大的城乡除了北京、上海等大都市,连黑白电视机都少得可怜!第二、我国援阿纺织厂建成后,他们却无米下锅没棉花。我方还得动用本来就少得可怜的外汇为其进口棉花、织成布、做出成衣,反过来硬要卖给我们从中赚钱。第三、我国对阿方提供的军事援助项目之繁多,数量之巨大,远远超出了阿尔巴尼亚的国防需要。第四、我国援建的化肥厂年产20万吨,平均阿方一公顷地达到400公斤,远远超过我国农村耕地使用的化肥数量。令耿飚尤为痛心的是,阿方对我国援助物资的浪费惊人。他亲眼看到:在阿方马路边大量堆积的电线杆,是用我国援助的优质钢管做成的。我国援助的水泥、钢筋,绝大多数被阿方在仅有2.87万平方公里的国土上到处修建烈士纪念碑,高达1万多个!我国援助的化肥也被堆在地里,任凭日晒雨淋……
  面对阿方如此毫不心疼的巨额浪费,耿飚这位贫苦农民的儿子、童工出身的外交官,心潮难平,寝食不安。他认为,对友好国家进行援助,一定要按照我国的实际能力量力而行;要根据对方实际需要用好援助的物资。如果像现在这样援助,实际上是把我国人民的劳动成果倒进了一个无底洞!这不仅加重了我国经济困难,而且也养成了对方的懒惰习惯和依赖心理。作为大使,应该把这一真实情况如实向国内高层领导反映。
  耿飚再也无法抑制心中的愤恨和忧虑了,他将一股激情凝聚笔端,给当时主管欧洲事务的乔冠华副部长写了一封长信,一针见血地提出:我国对阿尔巴尼亚的援助客观效果并不好,不但没有使他们的经济得到发展,反而助长了他们的骄傲、懒惰和依赖思想。随后他在信中又大胆地提出了对援助阿尔巴尼亚规模、内容和方法均重新考虑、通盘调整的重大建议。
  乔冠华对耿飚能够如实反映情况的精神和胆略表示赞赏,对他提出的修改援阿方略的建议也表示肯定,并立即将耿飚的信转报中央。
  不久,当耿飚回国述职时,李先念风趣地对他说:“你胆子真不小呵,敢说阿尔巴尼亚的‘坏话’!你是第一个提出这种意见的人。”

(作者系《党史文汇》副主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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