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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在商丘工作的几件事----田启义
发布人:佚名  发布时间:2019年03月25日  浏览量:

我在商丘工作的几件事

田启义

田启义,男,汉族,虞城县谷熟镇人,19485月出生,19711月参加工作,196112月加入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19816月加入中国共产党,大学文化程度,理学学士。19701月至197810月先后以“合同工”的身份,在虞城县谷熟公社、虞城县公安局、虞城县谷熟供销社、芒种桥供销社工作。197810月通过全国统一高考,考入新乡师范学院数学系(今河南师范大学数学学院),1982年毕业,分配到中共商丘地委政策研究室工作。19842月至19859月先后任中共商丘地委政策研究室财贸调研科副科长、科长。19859月至19873月任中共宁陵县委副书记,兼任中共宁陵县纪律检查委员会书记。19873月至19908月任中共宁陵县委副书记、宁陵县人民政府县长。19908月至19936月任中共睢县县委副书记、睢县人民政府县长。19936月至19983月任中共睢县县委书记,兼任睢县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主任。19983月至20042月任商丘市教育局党组书记、局长。20027月至20109月任商丘职业技术学院党委书记(副厅级)。201010月接中共河南省委组织部通知退休。

 

当好张弓酒厂扩建指挥部指挥长

我在县里任县长时,多次担任“指挥长”之类的“职务”,大都记不清了。1987年春,我任宁陵县县长后,就任“张弓酒厂扩建指挥部指挥长”,至今记忆犹新。

宁陵县的张弓酒,中外驰名。计划经济时期,河南有张(弓)宝(丰)林(河)凭票供应。当时张弓酒厂年产曲酒4000吨,38度低度酒出口。随着改革开放,张弓酒供不应求,县委决定扩大张弓酒生产规模。在扩建张弓酒厂时,县委、县政府决定成立张弓酒厂扩建指挥部,由我任指挥长,时任张弓酒厂厂长的张保和、省计委挂职干部马连臣为副指挥长。指挥部在工作中碰到不少困难,在全体人员的共同努力下,最终一一解决。

第一,立项困难。当时,中国实行的粮票尚未取消,因此,国家提倡果酒生产,控制粮食酒的生产,这就带来立项难。通过商丘地区计委、财政等部门的大力支持,和县里的努力,由省计委批准立项。

第二,征地困难。张弓酒厂6000吨扩建计划项目下达后,原酒厂所在地的生产队的群众认为,与老厂一路之隔的土地,是新酒厂的首选用地。因此,几天时间,多了不少“人造”坟头,并栽下不少桐树苗木,面对生产队里都想卖地的状况,指挥部采取“竞争受地”的方法。选了三个生产队的三块地,有新坟头的地块是其中之一,由他们提出条件,酒厂“择优而定”,最终确定新厂用地在张弓镇的刘裴庄(今日所在的新厂址)。

新方法虽破解了栽树、增坟等难题,但是老酒厂周围的群众,凭借人多势众,开始到县委、县政府上访,质问为什么不用他们的土地。连续几天,县委、县政府大院不能正常办公,包括会议室、接待室,都坐满了上访群众。有老有少,有抱着吃奶孩子的妇女,有领着孙子的老人。我作为指挥长,直接与群众见面,听取他们的意见,申述确定“地块”的理由。几天来吃不好饭,睡不好觉,与群众代表交流。最后,上访群众答应离开县委、县政府大院回村。但是,他们改变了方法,不让施工队进工地施工。虽然建设用地不是上访村群众的土地,但是,由于新厂址所在的村庄,没有老酒厂所在地村庄的人多,加之历史上有不少矛盾,出售土地村庄的群众,不去阻挡、同时也不敢阻挡上访村群众在工地的一些活动,酒厂扩建施工,不得不再次停止。最后,通过派工作组,与张弓镇的干部联合,进村入户做工作,两个多月后,才进入施工的程序。

第三,基建资金困难。进入施工期后,资金困难凸显出来。如能列入“省管大项目”,资金注入就能解决。我们利用省计委在宁陵挂职的一位干部,通过省计委、省财政推荐,列入“省管工业大项目”,解决了资金困难。1990年秋(我已调任睢县),张弓酒厂新厂投产。建设中采取“弹性”生产的设施——可以生产6000吨,还可生产1万吨,使张弓酒产量大增,经济效益大增,为宁陵县作出了贡献。

睢县工作的几件事

19908月至19983月我在睢县先后任睢县县委副书记、县长,县委书记兼人大常委会主任。

(一)理出睢县县域经济发展思路

19936月,我任县委书记后,首先考虑如何把“以经济建设为中心”落到实处:从中央到地方,都讲“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但工作表现太宽泛,不好去考核经济建设的成果。我提出,在睢县“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就是“兴县富民”:兴县——增加县财政收入为指标;富民——增加农民收入为目的。怎样才能达到二者统一呢——就是以“财政收入”为尺度,去衡量“兴县富民”成果,去体现和实现“以经济建设为中心”,达到既能解决县财政的困难,又能增加农民收入的目的。

具体做法,县域经济,要发展工业生产;乡镇要结合实际,找出“财政收入新的生长点”——传统的集市贸易税收不计入,重新找出有利于税收的新产业,称为“财政收入新的经济增长点”,但不要超过三个;县委、县政府从政策、环境等方面,给予支持。

以“财政收入”为尺度,考量“新的经济增长点”的贡献。就是采取先定既能有税收(包括收购棉花的返还),又能有农民收入的“新的经济增长点”,通过增长的幅度,考核经济效果。如一头生猪以400元售出计算,可得40元税款——县财政有40元收入,农民有400元收入。考核乡镇的生猪出栏数,就是看收多少“生猪税”,而不单纯地去看报表,这样,“兴县富民”成果一目了然。再如种烟叶,39%的烟叶税收入县财政,既不与农民“争财”,又高于种粮的收入。通过烟叶亩产量的平均价,计算税收数量——由税值倒推出种烟亩数,看出农民究竟能售出多少烟叶,增加多少收入。这样,就将党中央“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政策在县里得到细化与考量:以财政收入为尺度,衡量兴县富民的成果。

经过催生“生长点”,扩大了棉花、烟叶、西瓜等经济作物的种植面积;生猪饲养与加工、饲料加工与销售都有明显增长;乡镇企业有新发展,出口创汇的皮革加工业、桐木加工业,还有砖瓦场。

这里要简介烧砖烧瓦。不准建窑烧砖瓦,是当时的禁令。为此睢县曾经炸坏十几座大型砖窑场。就在我刚刚任县委书记时,有收到中央信访局转来的上访信件:违法建窑,并且要上报结果。我当时给县信访局和主管信访的县委常委、办公室主任,提出一个问题:为什么炸后还建窑?他们讲市场需要砖头、烧窑能赚钱。我又反问:为什么不干呢?回答是,有规定,可耕地上不许建窑。

带着这个问题,我与办公室主任下乡调研后发现,烧窑出现的矛盾主要是:烧窑者取土过深,影响周边种植户的正常种植;取土没有复耕,可耕地被破坏;缺乏管理,矛盾重重。同时又发现,复耕的地块,庄稼生长良好,产量没有受影响。于是,我一边将复耕种植的庄稼生长情况,照相上报,一边提出建窑的新规划。

由乡政府统一规划,规定深度,连片确定取土地块,规定复耕的时间和措施。采取谁的承包田谁加工砖坯,而后卖给窑主烧窑。没有能力加工的承包人,作价转给砖坯加工者。这样就形成了一个加工、烧制、外运、复耕和外出拉砖拉煤一条龙,包括筑窑者在内,相关群众普遍增加收入,乡里也得到管理费用和税金。及时复耕施肥,虽然影响到粮食产量,但损失比起收入,是划算的。当时,建窑10余座,不仅农户有收入,而且乡镇企业有发展,没有出现一户上访。

3年后,睢县脱掉了经济上落后的帽子。新的工作思路和新的考核方法,起到了很好的效果。特别是财政收入,有明显的增长。商丘地委、行署在睢县召开“加强扩大财政收入”现场会。

(二)巩固农业基础设施建设——北水南调

睢县是国务院命名的“全国农业学大寨先进县”,依靠惠济河和惠济河支流通惠渠引黄工程是当时睢县农田水利灌溉基础建设的重要支撑。睢县西邻开封市的杞县,在流经杞县的惠济河段违章建闸,致使睢县河灌废止。199010月,我刚调入睢县一个多月,时任河南省省长的李长春,来睢县考察抗旱种麦,我在汇报工作时,顺便提及惠济河水利灌溉受到影响,并要求省水利部门协调解决。当时虽然送来了睢县购买的黄河水,解决了抗旱种麦的燃眉之急,但过后仍受影响——杞县沟满河平,而睢县河渠见底。

随着1992年冬至1993年春,兰考专为商丘引黄送水的新三义寨工程的竣工,商丘、开封的引黄矛盾,得以缓解。我在此基础上,于1993年冬,规划并实施“睢县北水南调”工程:重挖“民睢干渠”,由民权引水入通惠渠,使水在闸前倒流,入睢县的原河灌区,解决惠济河引水受阻的困难。

但是,实施“北水南调”工程并不容易。一是“民睢干渠”早已废弃,有的被种成庄稼;二是有的桥涵变危,再开挖要修新桥涵;三是有一多半的工程在民权境内;四是没有专项资金。通过召开县委常委会和政府办公会讨论后,都认为是一项从根本上解决睢县河灌的工程,应该实施。我亲自去地委汇报,到民权协调,在条件成熟后,采取收益乡镇出工的方式,人工开挖民睢干渠成功。不仅恢复惠济河老灌区,而且又增加了董店、涧岗、阮楼、周堂、白庙等乡镇的新灌区。

(三)县域工业企业发展

由于计划经济时期,睢县是全国农业学大寨先进县,因此几乎无工业企业。后虽然建有睢州酒厂、造纸厂、酶制剂厂、齿轮厂等工业企业,但规模小、税收少。为此,在发展县域经济时,提出搞活现有工业,新建龙头工业企业。

在我任县长时,造纸厂投产,睢州酒厂扩大,迈出可喜的一步。我任县委书记时,酒界市场竞争激烈,遇到不少困难。造纸厂因建设周期长——三任县委书记、三任县长才投产。形成未投产、技术设备就落后的局面。加之工人技术素质低,投产后就亏损。在纸厂领导的建议下,1994年春,以年薪32万元的薪酬,聘请杭州专家组进入纸厂。在专家组组长吴一民的要求下实行改制:由我兼任董事长,吴一民任总经理,配备睢县干部进入班子,向专家组边学习、边工作。经过半年的努力,扭亏为盈。因此,在我1998年春离开睢县时,写下两份辞职申请书:县人大常委会主任、纸业公司董事长。

在搞酒厂、纸厂等工业企业改革的同时,克服资金、技术、人才等困难,新建“睢县活性干酵母厂”,引进“高级饼干厂”。在睢县工业发展的历史上,都引起了强烈的反响,对睢县经济建设,都作出了贡献。

(四)睢县北湖开发

19936月,我由睢县人民政府县长一职,调整为中共睢县县委书记。由于没能及时配备新任县长,当时,根据地委要求,我也未辞去县长职务。刚任县委书记不到半月时间,睢县农委、水利局、土地局、建委等单位,就向我提出开发北湖的要求。

睢县北湖,位于县城北面,有水面近5000亩。睢民公路从中间南北方向穿过,将其一分为二:路东侧称东湖;路西侧称西湖。东湖,常年有水,由县水利局管理。西湖绝大部分水面较浅,只是在东北角有一块较深水面,湖内长满蒲草和芦苇,每年均由湖西面村庄的农民收割卖钱。本次提出开发之前,睢县县委、县政府已4次开发北湖,但是均因受到湖西面农民的干扰,而被迫停止——被称为“四开四不发”。

说实话,我刚刚任县委书记,就开发北大湖,思想上是有顾虑的。前4次留下“四开四不发”的结局,难度可想而知。特别是湖边已被村民卖出填土建房,几乎占据了西湖的三面,此时开发,不仅要解决先前的矛盾,而且还要解决新建房的矛盾。加之地委没及时配备新县长,也显得本人的负担太重。万一再度流产,后果是不言自明。虽然个人有想法,但是第五次开发北湖的呼声,越来越高,我开始理出基本思路来:找出前几次停下来的内在原因,和西大湖所有权的归属;项目资金的来源和筹措;具体开发的实施方案;县城的建设发展与开发后的大湖关系。

经过多种途径和形式的了解,开发大湖的主要阻力,来自占有收获蒲、苇的村民。与村民说不清的是,大湖的归属问题——村民说是属于他们的生产队所有。于是我就从所有权入手,组织水利、土地、司法等部门,抽人组成调研小组,查找资料,说清归属。经过一个月的努力,他们从大湖的形成——明朝末年,李自成攻开封,扒黄河淹开封,水漫睢州故城成湖。自明、清、民国300多年间,大湖属地方政府所有,即属于国家所有。由新中国《土地大纲》得知,当时土改政策是,只是分地主、富农的多余土地,而不分国有土地。从而,为大湖归属地方政府,找到了法律依据。更有说服力的是,1970年县水利局与当时的生产队,签订的西湖养鱼合同书,签字说明有“地根属于县水利局”字样。

所有权解决之后,我先后召开县委常委会和县政府办公会,讨论北湖开发事宜。常委会和政府办公会,一致同意开发北大湖。县政府立即制定开发方案:以养鱼项目资金投入,实施机械开挖。西湖南三分之一段,以清淤的泥土,堆“品字形”三个小岛,借以美化湖面;中段建养鱼塘——10亩一个,由水利局管理;东北角较深处保留。另组织一个班子,搞县城城区发展规划。最后,方案得到县委常委会通过,并得到县委、人大常委会、政府、政协四大班子联合会议的认可和修改完善。

为了稳妥开发,在县委、县政府没有正式召开西大湖动员之前,就宣传西湖开发,讲归属、讲政策、讲发展,以此预热开发行动。春节过后,湖内封冰融化,县水利局开始将西湖里的水,抽入东湖,做开工前的准备。对此,群众又与前几次一样,组织人员围堵抽水人员,拆卸水泵和电线,进行组挠。为把事情闹大,群众还向商丘地委办公室打电话,说县里侵权,不解决就去北京上访——当时,正开全国人代会。

消息传出,当时的地委副书记张龙之,地委委员、政法委书记徐信凯,地区公安处处长金守信等领导,立即赶到睢县听取相关汇报。县土地局局长作汇报,他由大湖形成和明、清、民国时期的归属到土改政策、养鱼合同等等相关资料,一一作出汇报,并出示相关文字和有关原始证明材料等资料。所去领导一致认为,材料调研细致清楚,证据具体有力,准备工作扎实。与不少土地纠纷案件相比,这是最有力和最清楚的一份汇报。但是也指出行动日期不妥:不该在北京召开人代会期间进行,发动群众不够。要求既要搞好大湖开发,又要保持稳定的局面。

为了缓解矛盾,在全国人代会召开期间,暂停开发的相关活动。此时,阻止开发的群众错误地认为,他们向地委“告状”告赢了。于是就组织村民,多次到县委和县政府“群访”,打出“誓死保卫西湖所有权”等标语横幅。在宣传无果的情况下,县委、县政府组织西大湖所在的城隍乡干部进驻村里,一家一户地做工作。1994年春天,我代表县委、县政府,召开北湖(实际是其中的西湖)开发动员大会,正式启动北湖开发工作。

但是,行动仍然受阻,一些村民围堵开发机械作业,驱赶开发工人,继续到大街举着横幅游行,到县委、县政府“群访”,总想使县委县政府,像前几次一样停下开发。此时,县直机关干部的态度和群众的态度是坚决支持开发,出现一边倒的趋势。但是,无法施工,出现僵持局面。经过一个月的开开停停的“拉锯”式的开发和多种形式多种渠道的思想工作,总算与村民达成“依法开发”的共识。村民到县法院起诉县政府,县政府派土地局长马培忠作为县政府的代理人,法庭应诉。最后历经睢县人民法院、商丘地区中级人民法院审理,政府胜诉。又经河南省高级人民法院再度审理,继续维持县人民法院的判决。值得一提的是,省人民法院以爱民模范著称的马处长(女)亲自到睢县查看卷宗,听取上访群众的意见,与我交换意见,最后她亲自做原告的工作,应该执行县人民法院的判决结果。“依法开发”的判决生效后,按照施工方案,取得成功。

西湖的开发成功后,除拓宽民睢路、郑永路,整理四周乱搭乱建,修筑四周下水道,防止污水流入大湖外,还确定“一湖挑两城”的县城发展格局。就是在湖北岸,作为新的城市建设区,与湖南面的县城组成新县城,并由此继续向北、向东西发展,改变原来县城向南发展的规划。

但是,这个思路却有不同的杂音。睢县有个美丽的传说:睢县(州)县城,人称凤凰城。待凤凰三展翅后,睢县就发展了。这要从睢县的历史说起。秦朝置襄邑县,在今西大湖西北一里许处,因地洼潮湿不宜居住,于宋崇宁年间迁出,另建一座方方正正的新睢州(州县同城)城——今大湖处。老县城被称古城,且留有一处高岗,称为凤凰蛋。由于黄河多次泛滥,第二个州城城内低于城外,部分人家搬住今大湖南岸“凤凰岭”“鞍子岭”居住,形成新、旧两城并存。明末崇祯年间,李自成决黄河淹开封,黄水灌汴后入旧睢州,旧州城弃置为湖,新睢州——今县城形成,睢县人称凤凰二展翅。并说待三展翅时,睢县就兴旺发达。这个传说,也确实一直影响着县城的发展方向——向南发展。包括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新办的工厂、企业,设立的机关和兴建的家属院等,还修建了南环路。

因为“一湖挑两城”意味着县城向北发展,三展翅则不能实现。于是,就有一些老干部到我办公室提出一个理念:建房时按民俗,有宁向南挪一杆、不向北挪一砖之说,睢县城是凤凰城,有三展翅的传说,已经两展翅,现在可不能走回头路,不然,对睢县的发展不利,要重新考虑县城发展规划。

我给他们做了思想工作:所谓凤凰南飞,是黄河泛滥之水由北面而来,恐惧心理驱使着人们向南迁移。如今铁路在县城北面,规划的高速公路也在县城北面,为什么要舍近求远呢。经过几次屈膝谈心,几位老干部接受了新规划的思路。主管城市建设的副县长刘凤宇主持制定新县城发展规划:以民睢公路为轴,由大湖北岸向北发展。东北角为董店镇,向南经阮楼乡的保庙村,与县城南的东西环城路相接。

1998年春,我调出睢县时,小部分规划已经落实显现,多数规划还停留在纸上,有的甚至还没有记在纸上。但是县委、县政府新的领导班子,和以后历届县委、县政府领导班子,都采取了“一张蓝图绘到底”策略,在原有的基础上,不断创新,不断完善,不断发展,“一湖挑两城”的规划,由思考到行动,一步一步的成为现实。

教育战线上的“新兵”

1998年春,我由睢县县委书记的职务调整为商丘市教育局局长兼党组书记,市委书记刘新民给我谈话时明确要求:将商丘的教育跨入全省先进行列。

当时的商丘教育,面临几项无法回避的工作:国务院决定的“双基”建设——基本上扫除青壮年文盲、基本普及九年义务教育;市委提出以商丘师专为依托,申办本科院校——结束商丘没有本科院校的历史;社会呼吁提高高中办学质量,提高高考入大学的“升学率”。

1998年初,商丘市“普九”工作,在全省比较落后:全省158个县(市、区)中,已通过普九验收的有103个县(市、区),其中商丘市仅有两个——商丘市(县级)和商丘县,而下余未通过验收的55个县(市),却有商丘7个县——永、夏、虞、柘、宁、民、睢。

“普九”工程浩大,费钱费力,困难重重。我调入教育局后的第一个党组会,就是研究“普九”工作,提出当年“保三争四”(力争四个县通过验收)的目标。除采取局里分工负责,调动一切积极因素外,我利用刚由县委书记的岗位调离,与当时的各县县委书记、县长熟悉的优势,主动到各县,与县委、县政府的主要领导沟通,宣传“普九”意义,发动全市集中力量搞“普九”。在市委、市政府和有关县委、县政府的坚强领导下,市、县教育部门积极主动,深入学校第一线指导帮助,1998年,不仅迎来了省教育厅在商丘召开全省“普九”工作现场会,而且有永、夏、虞、柘、睢五县,通过了“普九”验收,超额完成当年“保三争四”的目标,使商丘的“普九”超过全省的平均水平。又经一年的努力,全市“普九”目标任务提前一年完成。同时,虞城、睢县还获得国务院授予的“全国双基先进县”称号。商丘市跨入全省“普九”先进行列。

1998年,教育部对河南省成人教育成果进行验收,共抽取到6个县作为验收点,分别抽得商丘市睢县、宁陵两县,由于工作扎实,顺利完成了验收工作,商丘市和我本人,都获得河南省人民政府颁发的荣誉奖。

抓“普九”的同时,加强了高中教育。1998年我进入市教育局时,在高中教育上,有不同的认识——“升学率”是办高中的“生命线”;“升学率”是应试教育的“幽灵”。对此,我有一现实的想法:当时有一个背景,初中毕业后,升高中和中专中师,不能同时报名。也就是说,凡是报考高中的初中毕业生,都想通过高中学习,进入大学深造。若不关心他们的“利益”,当属误人子弟。再者,重视“升学率”只要不是歧视差生,为升学而升学,与素质教育不是水火不容的两件事物。同时,我还做了一个“一家出一位大学生,就解决一户脱贫”的宣传,随高中发展和高中生升入大学人数的增加,给农村、农民带去了看得见摸得着的永久性效益。这些朴实的思想,被市(县、区)高中学校和教育系统所接受。

经过不懈的努力,从调入的1998年到2000年,商丘市“高考升学率”以27%495%463%连续3年大幅度上升,在全省18个地市中,位次由倒数第一,到正数第二,最后稳定在全省前三名之内。2004年我调出教育局时,全市高中建设规模扩大、教学质量提高,在校高中生是原在校生的6倍,升入大学的学生是原来的10倍。

在市教育局工作期间,我坚决执行商丘市委、市政府积极发展商丘高等教育的决定,先后参与以商丘师专为依托,联合商丘教育学院和商丘师范学校,申办商丘师范学院的活动。其实当时面临不少困难,19986月,主管教育的副市长马建新,与师专的党委书记王政文、校长王新民和我,去省教育厅汇报商丘市“以商丘师专为依托,联合商丘师范学校和商丘教育学院申报本科院校”的意见。省教育厅领导的回答,是可望而不可即:专升本的学校,教育部指标有限,我省的师专学校有不成文的排序——“三阳一昌”(洛阳、南阳、安阳、许昌),商丘师专在这四位之后的几位,现在还说不清楚。

市委召开常委会和市政府常务会议,听取赴省教育厅专题汇报情况,结合商丘师专的现实情况,对照专升本的条件,采取缺啥补啥的原则,进入实施阶段。同时成立市长史培德为组长,一位市委副书记和常务副市长、主管教育的副市长为副组长,教育、计划、财政、土地等为成员的“专升本”领导组,又成立教育、师专领导等前线工作组,我兼任前线工作组办公室主任。

经过一段时间的工作,在市委、市政府的领导和市直有关部门的大力支持下,师专建设大有起色,再次向省教育厅汇报,并邀请省教育厅厅长王日新来师专考察。市委、市政府的决心和师专的新面貌,换来省教育厅领导的新看法——“三阳一昌”列为“三阳一商”。19996月由省专家组验收,省专家组同意推荐到教育部验收;199911月,通过国家组验收;20001月,经国务院批准,商丘师范学院诞生,结束了商丘无本科的历史。

商丘师专升本之后,市委、市政府根据我市职业教育的需要,决定:以商丘财经学校为载体,联合商丘广播电视大学,创办商丘高等职业技术学院,为此,我先后多次去省教育厅汇报。当时省教育厅支持办高职教育,但他们认为,商丘市是农业大市,若能将商丘农校并入申报,成功概率将大大增加。市领导接受这个建议,在做好农校、电大和财经学校工作的基础上,在市委、市政府的领导下,我和教育局一班人,以及相关学校,积极工作,完成了市委、市政府创办商丘职业技术学院的任务,20015月,经河南省人民政府批准,成立商丘职业技术学院。后来,我又参与将商丘卫校晋升商丘医专的活动,2004年,商丘医专成立。

商丘职业技术学院成立后,在财经学校、农校两处办高职,而且两校区面积小,都不能担当起职业技术学院的办学任务。因此,建立一所独立高职院校校园,是当务之急。我以商丘市教育局长的身份(当时学院领导班子没建立。20027月任命我为院党委书记),与副市长马建新共同选新校址,最后在睢阳区选定新校址。

在校园规划设计上,我汲取不少学校初建时面积太小,校园功能不完整,设计不合理等教训,初定新校区2000亩,并采取征地一步到位,校园统一规划,分步实施的办法建设新校区。经过努力,定型1平方公里的新校区,受到专家及外地来参观同行的认可,成为一所师生热爱的美丽校园。

2003年,商丘市政府又将商业学校、工业学校、财税学校、文化艺术学校、体校5所学校,并入商丘职业技术学院,时称“八校合一”。2004年春,我被免去商丘市教育局局长职务,来到学校办公。我从党建入手,以搞好党的建设作保证,推动学校各项工作的启动和顺利完成。

首先提出强化党的纪律,严格党员行为。学院党员大会上,明确要求“严格遵守政治、组织、生活三项纪律,充分发挥党员的先锋模范作用”。三项纪律,首先是政治纪律,要求领导班子、中层领导、全院师生,在政治上、思想上一定与党中央保持一致。其次是组织纪律,明确提出坚持党内民主集中制原则:“党员个人服从组织,少数服从多数,下级服从上级,全党服从中央。”要求党员领导干部廉洁从政,高效从政,平时家庭生活节约、和谐。

20057月,按照市委要求,学校进行保持共产党员先进性教育活动,我任院先进性教育活动领导组组长,结合先进性教育“五个同时”的原则,提出“三个结合”,即结合市委、市政府的中心工作,结合高职高专评估工作,结合学校招生、安置工作。每个结合点,都有具体的活动内容和行为目标的要求。先进性活动教育效果明显,《河南日报》以注重实效为题,专题报道了商丘职业技术学院的先进性教育活动。

保持共产党员先进性教育活动联系实际的做法,使我确定一个抓党建的新思路:抓党建选好载体,通过载体的建设成果,去检验党建工作的效果。如当时教育部提出,在全国确定“百所高职示范性建设学校”,市委书记刘满仓要求,一定进入“百强高职院校”行列。我亲自动笔起草了《商丘职业技术学院关于“创一流谋发展夺优秀争示范”活动的实施意见》。文中明确提出“创一流、谋发展、夺优秀、争示范”活动,作为党建工作的“载体”,把能否实现“高职高专评估”、进入示范性学校作为学校党建成果的考证。党员有了目标,党建活动有抓手,申办高职院校有声有色,最后商丘职业技术学院成功入选“示范性高职院校”。

20093月,教育部筹备全国百所“示范性高职院校”党委书记论坛,要求每校都要交一至二篇党的建设交流材料。商丘职业技术学院将“以争取全国百强示范性职业院校的目标,作为党的建设的‘载体’;以‘载体’目标能否实现和顺利完成,去检验党的建设成果”为议题,上交党建交流材料,被教育部筹备组选中。当年9月,我代表商丘职业技术学院党委,在新疆昌吉市“示范性高职党委书记论坛”上,以此为题,作专题发言,收到很好的效果。

显然,商丘职业技术学院的党建工作,不仅在实际工作中体现出战斗堡垒作用和先锋模范作用,保证、促进了学校各项工作的发展,同时,也得到上级教育部门和兄弟学院的认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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